遲來的道歉與超級細菌的啓示

Posted by on 06 Dec 2012 | Tagged as: 中醫理論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依據相關報道說,五十年代研製上市的鎮定劑沙利竇邁(Thalidomide)在臨床上被用來預防孕婦嘔吐,由於其治療早孕反應療效甚好,故而許多孕婦爭相使用;然而可悲的是,這些婦女後來多生下貌似海豹、四肢短小的“海豹嬰兒”。

据統計,這種中文名叫“反應停”的藥物影響到全球近50多個國家,在近十多年的販銷過程中,大約有一萬名左右的孩童因爲母親在懷孕期間服用此藥,導致他們在胎兒時期就是畸形兒。據分析,沙利竇邁雖然有鎮定止嘔的效用,但其會抑制有助於四肢生成的蛋白質gereblon,導致嬰兒一出生就出現四肢發育不良、扭曲或缺乏等情形。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德國藥廠Grunenthal的執行長史托克(Harald Stock)近期才公開致詞表示歉意,他說公司先前對藥物受害者的不聞不問,他感到“非常抱歉”;他向所有的受害者及其母親和家屬,表達公司的“真誠懊悔”。只不過許多受害者並不接受這種遲來的道歉。

的確,對於廣大的受害者來説,這種遲來的道歉幾乎毫無意義,因爲這種道歉既不能彌補幾十年來受害者們所受到的精神傷害,也無助於消除他們由於四肢發育不全所造成的生活不便。幾十年已經過去了,製藥廠商懷抱著這種以受害者們傷殘為結局所賺來的金錢養尊處優,爲什麽直到今天才想起為這件虧心臭事而懺悔呢?

不過筆者以爲,盡管如此,有道歉應該還是比沒有道歉為好,因爲道歉畢竟還是在顯示肇事者内心的不安。其實這種結局也不是藥商們蓄意所為,而應該歸咎於西醫局部對抗治療思維所導致的,孕婦嘔吐難忍,採用直接止嘔進行局部對抗治療的臨床思維並沒有什麽不對,只是這種藥物對於胎兒的毒副作用太大,藥商在研製的過程中並沒有進行可靠的人體相關試驗以觀測出其毒性。

事實上,類似的藥物中毒案例比比皆是,譬如,人們在使用小兒麻痹症預防疫苗時,出現接種孩童罹患小兒麻痹症的案例;人們按照政府要求注射小兒麻疹疫苗時,不少被接種疫苗的孩童甚至出現智力明顯減退的問題;人們在接受流感疫苗注射時,不少人竟然在流感還未流行之前就已提前罹患流感。如此等等。可嘆的是,這類疫苗傷害又有誰會來買單呢?

除了藥物中毒的案例頻頻發生之外,人們最頭痛的恐怕還是超級細菌的警示。近來,關於所謂超級細菌的報導層出不窮,一會兒“新德里超級細菌”(New Delhi metallo-beta-Iactamase)蔓延全球,無藥救治;一會兒歐洲大腸杆菌新菌株STEC O104(或是Husec41)肆虐奪命,抗藥性超強。而且世界衛生組織(WHO)在警告中指出,濫用抗生素已破壞對抗感染性疾病的努力,若不採取行動因應抗藥性問題,將來生病可能無藥可治。

我們知道,所謂超級細菌是指那些目前能夠對抗幾乎所有抗生素藥物的細菌,而且這些變異細菌的擴散能力也是驚人的,由於無藥可治,故其對於人體的傷害相當大,許多人因此而失去生命。由於警告發自WHO,所以搞得人心惶惶,似乎世界末日將要來臨似的。不過筆者對此並不擔心,相信過不了多久,一定還會有新的有效抗生素面世,因爲依據目前科技發展的水平,研究出能夠對抗超級細菌的新藥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們知道,自從抗生素問世以來,一直就存在著不斷出現細菌抗藥性的問題,人類也不斷地研究出新的抗生素來有效地對抗具備抗藥性的細菌;其實這正是現代醫學目前所特有的一種循環遊戲。事實上目前這類“超級細菌”的出現應該屬於一種自然的生物現象,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因爲任何生物都具備一定的變異能力來適應環境的變化,細菌當然也不可能例外,只不過人類通過局部對抗療法起到了促進細菌變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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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足適履的迷思(七)

Posted by on 19 Aug 2012 | Tagged as: 中醫理論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 變的迷思

我們知道,現代科技發展神速,整個世界都在快速變化之中;而且,西醫基礎研究也進入到基因、幹細胞階段,因而某些中醫業者也在跺腳,也想“與時俱進”,許多人由此而墮入[中西醫結合]的桎梏之中。

當然,整個世界都在不停地發生變化,中醫學說當然也必須“變”。但是應該明瞭一個問題,應該從中西醫學説的學術結構中找出變的理由與規律,而決不是像綠頭蒼蠅一樣亂闖。

我們知道,隨著時代的發展,幾千年來中醫學說一直都在發展進步之中,新的學術内容也一直在充實中醫學說。面對不斷出現的臨床疾病,各種新的中醫辨證理論體系與臨床療法層出不窮,直至今日。可以說,雖然還不盡十分完美,但中醫臨床已經能夠基本完成中醫的醫學職能,甚至對於許多西醫目前還不具備有效療法的某些疾病,中醫臨床也能夠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予以治愈。

這裡筆者所強調的是中醫學說的整體觀能夠應付幾乎所有的臨床疾病,當然包括西醫所謂的“疑難雜症”、“絕症”、以及“新型疾病”。攻訐中醫的人們常常願意將中醫的上述臨床優勢說成是一個偶然現象,如若出於善意,那只是由於他們不懂得中醫的學術規律而已;如若蓄意歪曲,那也只能證明這些人絲毫不懂得學術思維應該具有多元性,更不懂得尊重不同學術思維的必要性。

與西醫的對抗療法思維不同,中醫臨床治病主要是依據整體調節的學術理論,也就是說,通過中醫藥療法的治療,患者的經絡得以暢通,患者的體質得以增強,因而患者機體的自我修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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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目前在中醫業界,存在著許許多多的“迷思”,筆者以爲,這麽多的迷思雖然表現各異,但可以歸根到一點,就是傳統中醫學術理念的迷失。我們許多中醫業者願意削足適履的目的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就是這些人缺乏嚴謹的[中醫頭腦]。

身為中醫業者,卻不敢相信自己所從事專業學術結構的科學性,不敢信賴自己所從事專業各種療法的臨床效用,不懂得借用自己的學術優勢來挑戰臨床疑難雜症與絕症,甚至看不清自己所從事專業的科學價值與社會價值,這的確是一種悲哀。

也正是由於上述諸多的“迷失”,使得許多中醫業者對於中醫事業的前景並不看好,使得許多中醫業者企圖投靠西醫以保住自己的飯碗,於是,甘當附庸者有之,變傳統中醫業者為[中西醫結合]者有之,甚則投身“廢除中醫”陣營者也有之。然而應該明白,這一切都是負面的,其對於中醫事業不但有害,就是對於自己個人也不會有著多大的幫助。

如其彆彆扭扭地活得這麽辛苦,遠不如離開中醫行業另尋一份其他工作為好,中醫業者如若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如若不能具備堅實的[中醫頭腦],絕對永遠做不好一個好的傳統中醫師。365行,行行可以出狀元,歷代多少著名中醫師都是辛苦奮鬥出來的,那種削足適履的投機心態與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上述顯示,任何借助西醫的學術思維理念與診治技術來改造中醫學說的企圖都是有害的,以害養生終爲害,其對於中醫頭腦的衝擊是相當嚴重的。筆者以爲,中醫事業淪落到如此地步,應該與許多中醫專業人士的這種削足適履的不良心態息息相關。

事實上難以數計的成功的中醫臨床案例已經清楚地顯示,中醫學說完全能夠勝任自己的基本專業職能,而且在某些“疑難雜症”、“絕症”、“新型疾病”的診治過程中甚至優於西醫臨床,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要不然,許多西醫業者在並不理解、或者瞧不起中醫的心態之下還爭著使用中醫藥療法,其原因就是他們知道對於某些疾病,中醫藥療法的臨床療效好過西醫療法;而所謂的[中西醫結合]論者也就是由於看重中醫藥的臨床療效,才會如此賣力地提倡所謂的[中西醫結合]。

所以說,中醫學說根本就不存在“不科學”的問題,也無須借助西醫學識來改進中醫療法,我們中醫業者必須昂起頭來,掌握好自己的專業知識,以自己精湛的醫療技術來博取社會的承認,同時以顯著的臨床療效來顯示中醫療法在某些領域甚至比西醫更具學術優勢。(完)

削足適履的迷思(六)

Posted by on 12 Apr 2012 | Tagged as: 中醫理論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 盲目跟風的迷思

九十年代初期在比利時所發生的大面積中藥中毒的醫療事故曾經震撼世界。當時某西醫在根本就不懂得中藥使用知識的情況下,盲目使用防己、木通等中藥組方成爲“苗條丸”、並運用於臨床減肥治療;由於長期不當服用,出現174名患者中的70人罹患腎衰竭,1人死亡的慘劇。

然而令人窒息的是,人們非但沒有追究肇事者不遵循中藥使用規範而亂用中藥的可恥行徑,卻將事故的主要根源歸咎於中藥的毒性,甚至極不公平地將其稱之爲“中草藥腎病”。2000年6月美國FDA因此而大量限制“含有馬兜鈴酸”中藥的進口與使用(摘自《中醫戰略》)。

筆者以爲,FDA的限制決定既是合法的,也是荒唐的。說起合法,是指其依據為美國對於中藥管理的法律技術界定。我們知道,中藥在美國並不屬於藥物,而是食品。既為食品,當然就不允許含有任何毒性物質,因而可以說FDA的限制是合法的。

然而中藥畢竟是藥,是中醫師臨床治病所使用的藥物。幾千年來,中藥的臨床應用累積著極爲完善的使用規律,使得中藥成爲既十分有效、又十分安全的臨床用藥。很顯然,“藥之害在醫不在藥”,上述所謂“中草藥腎病”的問題應該出在肇事者身上,而絕不應該是中藥的本身。

事實上,中醫藥理論並不認爲防己、木通等中藥具備減肥的功效,而且防己、木通等中藥關於“不得大量長期服用”的臨床規範早就在中醫藥典中有著明文規定。由此可見,“中草藥腎病”的發生源頭不應該算在中藥本身所含的毒性成分問題上,而應該歸咎於非中醫專業者不當使用中藥。其實任何中藥,如若使用者不具備中醫學術理論的指導,即使不含毒性的許多中藥(如冬蟲夏草、人參等),使用不當都有可能出現毒性反應。

在美國與歐洲等地區,法律明文規定西醫纔是醫學,醫學就等同於西醫。如若將中藥歸類為藥物的範疇,依據法律也就只有西醫醫生才有資格使用;如此一來,中醫師也就必然失去使用中藥的資格。然而,西醫師由於不懂得中藥的使用規律,也只好按照西藥的用藥法則加以運用;如此這般,類似“中草藥腎病”的中藥中毒事故依然仍會不斷出現。

所以說,所謂“中草藥腎病”所提示的問題在於中醫療法缺乏適當的管理規範。在目前的條件之下,無論是將中藥歸類於食品類管理,還是歸類於藥品類管理,都會導致中藥中毒事故的發生。所以說在西方社會的法律規範之下,FDA的管理措施雖然不存在法律上的錯誤,但仍舊無法解決中藥中毒醫療事故的發生。

依據中醫藥的學術規律,中醫學說應該歸類為另類醫學、而不是另類療法;由於屬於不同於西醫的醫學學術體系,就應該理所當然地依照中醫的學術規範使用中醫藥療法。似此,中藥的定位也就必須有著相應的管理措施,所有的中藥都應該像西藥一樣管理嚴格起來,所有不具備中醫學識的臨床醫生都不得隨意使用,所有含有毒性(包括大毒、小毒)的中藥都必須依據中醫業者的處方方能出售使用。如此一來,中藥就能夠規範在中醫的學術指導下合理使用,從而可以從根本上杜絕由於濫用中藥而出現中藥中毒事故。

反觀中國大陸與臺灣,當西方世界因“中草藥腎病”而掀起禁用含有馬兜鈴酸的許多中藥時,竟然也會盲目地跟風而動,不但無理地將廣防己、青木香、關木通、馬兜鈴、天仙藤等中藥從中醫藥典中剔除,甚至還要“株連九族”,連川貝枇杷膏、止嗽散、健胃散等大大小小69種中藥方劑也不放過,全面禁用。 Continue Reading »

隨筆

Posted by on 02 Dec 2011 | Tagged as: 中醫理論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近來,圍繞著余胤良參議員所提出的SB628法案,加州各中醫師公會組織紛紛表態,或挺或貶,甚至還不乏抗議之聲。筆者本為閑雲野鶴,然由於該法案既關係著美國中醫事業的發展,也看到不同反響的兩邊都表示無意加深内鬥,所以想站出來隨筆付上幾句,以供同道們參考。

衆所周知,SB628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其一為將加州針灸局變更為加州中醫局,負責管理針灸、骨傷、按摩等各委員會,其二為將加州執照針灸師更名為“DOCTOR”,其三為正式設立骨傷委員會隷屬於中醫局管理。

筆者個人認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案,對於美國中醫事業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們應該懂得,針灸只是中醫醫學體系中的一種外治療法而已,儘管目前加州執照針灸師都在奉行中醫師的臨床職能,但針灸永遠都不可能取代中醫的名稱。所以說,恢復中醫的本來面目是非常必要的,中醫屬於一個獨立的醫學體系,能夠得到法律的承認,能夠在西醫局之外設置一個專門的中醫局,這是我們多年來夢寐以求而未得的東西。

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中醫藥專業在美國醫學界的地位是十分尷尬的,筆者在此以中藥為例來加以簡單説明。或許人們還沒有忘記,前者FDA曾經普遍徵求過意見,希望能夠確認中藥的地位以進行有效的管理。一般來説,對於中藥的認知只會有兩個:或是將其歸類為藥品,或是將其歸類為食品。但令人遺憾的是對於中醫業者來説,這兩個選擇都難以接受,這個問題屬於一個無法回答的尷尬問題。

我們知道,中藥屬於中醫業者臨床治病的專用藥物,但是由於中醫的學術體系未被美國法律所認可,因而中藥的管理也就無法合理地規範施行。在目前階段,如若將中藥歸類為藥品類管理,由於我們中醫師不具備DOCTOR身份,也就不具備使用藥物的資格,因而我們必定失去使用中藥的權利;如若將中藥歸類為食品類管理,則存在著兩個必然的後患:其一是作爲食品類管理的中藥誰都可以使用,由於人們不懂得中藥使用的臨床規律,不當用藥、“藥證相反”所導致的中藥中毒事故將會不斷發生。其二,既為食品類管理,某些含有毒性成分的中藥、某些動物類藥物、蟲類藥物都不可能被允許進入市場,從而大大地縮窄了可供中醫師臨床使用的中藥品種。

很顯然,這種尷尬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中醫獨特的醫學學術體系沒有被美國法律所承認,如若有機會能夠將中醫正名為一種專門的醫學學術體系的話,那麽,中藥也就自然回歸其原來的屬性,成爲中醫業者的專用臨床藥物。似此則可以依照西藥的管理方式來管理中藥,也就是只有中醫師才具備使用中藥的權力。如此一來,既可以迴避人們亂用中藥所導致的許多醫療事故,而且幾乎所有的中藥都可以理所當然地為中醫師合法使用,其臨床療效必然大幅提高,屆時中醫事業的發展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們有了法定的中醫局,中醫的各科、乃至各種療法(如針灸、骨傷、按摩等)就可以設置各自的委員會來管理,這樣,中醫醫學體系也就能夠像西醫一樣得到美國法律的認可與保護,這對於中醫事業的發展具備著極大的價值與意義。事實上,將針灸局變更為中醫局是美國中醫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們努力的根本方向與目標,所以筆者認爲余胤良參議員所提SB628法案的實際意義是非常大的。

上述論點筆者在支持劉美嫦中醫師的文章《正義之舉》、《再談正義之舉》等文章中曾經重點論述過,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們某些中醫師的頭腦中卻只存在著爭取“處方權”、“保險給付”這樣一類的芝麻小事,而不願意尋求中醫醫學的法律地位;須不知只要爭取到法律上承認中醫的醫學學術地位,這些東西也都屬於囊中之物,何須如此費力地去爭取?很顯然,這種“丟西瓜,撿芝麻”的做法,是一種缺少智慧的短視行爲。

如前所述,關於將加州執照針灸師更名為“DOCTOR”的問題如同上述問題一樣重要;筆者以爲,余胤良參議員所提出的SB628法案將中醫師提升為DORTOR應該是件大好事,因爲這是提升中醫地位的必然一步。曾幾時何,我們某位中醫師就是因爲自稱DORTOR而受到相關的懲處,更甭說DOCTOR具備使用(作爲藥物管理的)中藥的權利問題;而今,這種優惠唾手可得,我們爲什麽不舉起雙手來贊成、卻去計較是什麽“中醫博士”、抑或“中醫醫生”呢?

關於為跌打骨傷科醫師立法的問題爭論最多,反對者的意見主要在於加州骨傷科業者缺乏針灸師執業所需要的高學歷、以及其它一些不太重要的異議。筆者以爲,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應該成其為問題,只需要進行相互溝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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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術概念錯位的論文範例

Posted by on 12 Oct 2011 | Tagged as: 中醫理論

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近來,有幸看到一篇名為“糖尿病的中醫藥治療進展及臨床治療體會”的文章(詳見《加州中醫》2011年6月號,NO:39)。據該刊介紹,作者謝春光醫師為中國成都中醫藥大學内科教授,附屬醫院副院長,國家中醫臨床研究(糖尿病)基地主任,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國家中醫藥局中醫内分泌重點學科帶頭人,中華中醫藥學會理事,四川省中醫藥學會副會長,……;林林總總一大堆頭銜,光環顯赫,令人眩目。

近期謝醫師曾應邀移駕洛杉磯,大力推銷其[中西醫結合]治療糖尿病的學術理念與經驗,只可惜許多聼過其講座、或看過其文章的人都大失所望,其共同感受均為“不過如此”四個字而已,給人一種“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感覺。

筆者以爲,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謝某關於糖尿病的學術講座與相關文章毫無新意,不但還是沒有見到其能夠降低空腹時血糖指數的有效方劑,就連其[中西醫結合]的學術思維與内涵,也還是在重復50年前[中西醫結合]的老套。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建立國家中醫臨床研究(糖尿病)基地,中國中醫藥治療糖尿病的瓶頸依然還是沒有得到突破,依然還是沒有研究出能夠有效降低空腹時血糖指數的、值得在臨床推廣的相關中醫藥療法。

本來,像謝某這樣一類的論文比比皆是,不值得一一回應,只是由於該論文的作者身份較爲特殊,因而其所推銷的中醫藥療法治療西醫糖尿病的[中西醫結合]學術錯位理念頗具代表性。同時,由於其頭上的光環多少有點“眩目”,使得少數[中醫頭腦]不甚健全的中醫業者拜倒在其“專家”的虛名之下,甚至有極個別中醫師盲目地將其所混淆的中西醫學術謬論奉為至寶。由此可見,謝某對於中西醫學説錯位理解所散佈出來的流毒不可謂不深,嚴重地干擾著我們洛杉磯中醫業界的傳統學術思維;有鑒於此,筆者不得不提筆稍作回應,藉以捍衛傳統中醫學說的學術尊嚴。

● 糖尿病不屬於中醫消渴病範疇。

謝醫師在文章的開頭就說:“糖尿病屬中醫消渴病範疇”。筆者以爲,作爲中國“中醫内分泌專家”身份,謝某當然可以這樣亂寫,因爲[中西醫結合]論的本身就是靠混淆中西醫學術概念才能夠存活下去的,所以他們不會尊重中西醫各自不同的學術規律而如此亂説,這是很顯然的。只不過如若從嚴謹的醫學學術角度來看,這種説法嚴重地違背著中西醫學術規律,其醫學學術概念的錯位十分嚴重,具有很大的不嚴肅性與欺騙性。

我們知道,糖尿病屬於現代醫學學術體系内的一種常見的代謝内分泌疾病,是一組由遺傳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臨床綜合征。由於體内胰島素的相對或絕對不足、以及靶組織細胞對胰島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質、水和電解質代謝的紊亂。其主要特點是慢性高血糖。所以糖尿病的臨床診斷標準主要在於空腹時血糖含量的測定數據。

而中醫的消渴病是以多飲、多食、多尿、形體消瘦為主要特徵的一類病徵,其診斷主要在於觀察患者是否具備“三多一少”(多食、多飲、多尿、消瘦)等病態體徵及其舌脈徵象。一般來説,如若多飲症狀較爲突出者稱為上消,如若多食症狀較爲突出者稱為中消,如若多尿症狀較爲突出者則稱為下消。所以說中醫消渴病的診斷標準是以“三多一少”的臨床病態體徵爲主要依據。

事實上,除了部分Ⅰ型糖尿病患者兼有多食、多飲、多尿、消瘦等病態體徵之外,Ⅱ型糖尿病患者、以及無症狀糖尿病患者,根本就不具備消渴病“三多一少”的病態體徵。由此可見,如若依據中醫關於消渴症的學術定義,這兩類糖尿病患者根本就不可能診斷為中醫的消渴病。很顯然,這兩類糖尿病並非如謝某所言“屬中醫消渴病範疇”。

此外,臨床上許多具備“三多一少”病態體徵患者的空腹時血糖指數並不一定都會超過正常值,也就是說,即使具備消渴病“三多一少”的病態體徵,中醫消渴症的患者也不一定就患有西醫學術概念中的糖尿病。所以從嚴格的學術規律角度來説,糖尿病並不等同於消渴症,更不能說“糖尿病屬中醫消渴病範疇”。

事實上,由於臨床診斷標準不同,消渴病與糖尿病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學術概念,並分屬於中醫和西醫兩個不同的學術體系,作爲身份如此“顯赫”的謝春光醫師怎麽可以信口開河地說出“糖尿病屬中醫消渴病範疇”這種低學術水準的話來呢?再説,即使有某些糖尿病患者具備中醫消渴病的“三多一少”病症,我們頂多也只能說“部分糖尿病患者具備[三多一少]病態體徵”。謝某這種將中西醫學術概念混淆的説法的確令人失望,可以説是屬於不尊重醫學學術規律的不當行爲。

所以說“糖尿病屬中醫消渴病範疇”的説法是不正確的。中醫消渴病與西醫糖尿病的臨床診斷標準根本就是兩碼事,不應該隨意將二者混爲一談。

事實上,謝某的這種學術思維與説法都是在遵循中國[中西醫結合]思維最爲流行的病態做法,他們蓄意將中西醫學術概念混淆在一起,以便“創造”出一種現代化的中醫藥療法,藉以達到某種非學術意義的目的。筆者以爲,這些人應該不會不懂得上述“糖尿病並不屬於中醫消渴病範疇”的道理,只是他們知道,如若不奉行這種中西醫學術混淆的把戲,他們所進行的[中西醫結合]也就無法繼續推行下去。

有鑒於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對謝某的學術論述提出疑問,以區分其所推出的這些所謂“有效療法”到底是在治療西醫的糖尿病、還是在治療中醫的消渴症;如若無法真正有效地降低糖尿病空腹時的血糖指數,那又何必要冠上可以治療西醫糖尿病的虛假招牌呢?


● 採用中醫藥療法治療糖尿病的臨床效應何在?

我們知道,發生在四、五十年前的中國[中西醫結合]運動就曾大力推行過使用中醫藥療法治療慢性肝炎、糖尿病等西醫疾病,由於始終無法找到能夠有效地降低西醫臨床相關檢驗數據(包括大三陽數據、空腹時血糖指數等)的有效方劑,這個瓶頸一直持續將近50多年而始終沒有得到突破;事實上,由於中西醫學説之間存在著學術思維概念的不容性,可以說他們永遠也無法取得有效突破。

人們不會忘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經有人宣稱他們已經找到消除“大三陽”的有效方劑,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依然還是一直沒有見到相關的有效中醫藥療法出現。糖尿病也是這樣,[中西醫結合]治療糖尿病的學術論文俯拾皆是,隨處可見,但一直到現在,也始終沒有見到能夠有效地降低空腹時血糖指數的“指標方劑”。

我們不妨從謝醫師的論文來看,其在“專方治療糖尿病”篇中羅列出謝、田、程、王、張、熊、李等七氏採用中醫藥療法治療糖尿病的臨床療效,其中只有謝、田、程、王、張等五氏歸納出總有效率,其有效率在70.5%-89.7%之間。筆者以爲,由於“基地主任”屬於國家級別,其所引用的上述資訊應該代表著中國目前[中西醫結合]治療糖尿病的最高學術水平吧?!

不過對於謝某所羅列的上述“總有效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應該屬於學術造假。我們知道,依據[中西醫結合論]的一般規律,其糖尿病臨床療效的自我有效認定包括“顯效”與“有效”兩個部分:其中“顯效”部分是指糖尿病患者的空腹時血糖指數降至正常值,患者的臨床病態體徵得以改善與消失;而“有效”部分則是指患者的空腹時血糖指數並未降至正常值,僅僅只見到糖尿病患者臨床病態體徵的改善或消失。

事實上,由於大多數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指數並沒有降低至正常值,上述五氏所謂的臨床療效實際上大多數都只是屬於“有效”之列,而可笑的是謝某不敢面對這個臨床現實、卻採用魚目混珠的障眼手法、將其統統收歸到總有效率之中。我們知道,依據西醫關於糖尿病診斷的學術規律,這些患者依然應該還是糖尿病患者;即使其臨床病態體徵完全消失,也只能歸屬於無症狀型糖尿病患者一類;因而可以據此認爲,上述五氏的中醫藥治療對於糖尿病來説也就不存在西醫所認可的臨床療效可言了。

此外在謝醫師的文章中,還提到熊氏與李氏療法“對於血糖、尿糖有明顯降低的作用”,但十分可惜的是,這種“降低”的總有效率卻未予登載出來。這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模糊統計結論,由於缺少總有效率,人們無法真實地了解到其關於“明顯降低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具備值得在臨床上推廣的學術價值等等。顯然,對於這個問題,局外人當然很難知道到底是出於謝醫師的無意疏忽、還是由於他刻意迴避所導致。

不過筆者以爲,根據謝醫師所敍述的内容來看,應該不會是無意疏忽所導致,因爲其他五氏的統計數據已經精確到了0.1%,謝醫師當然不可能獨薄熊、李兩氏;更何況熊、李兩氏的治療“對於血糖、尿糖有明顯降低的作用”,僅此一點,就足以證實中醫藥療法對於降低血糖指數的治療作用,而這些正是謝醫師等[中西醫結合]論者們所夢寐以求的臨床證據,所以說謝某應該不太可能會疏忽掉這麽重要的内容。

既然如此,筆者也就只能夠認定謝醫師是在刻意地迴避統計數據問題。筆者以爲,依據中醫藥療法治療糖尿病的療效規律,臨床上出現“對於血糖、尿糖有明顯降低的作用”的個別案例時有發生,這是客觀事實,我們從來都不會諱言;只是令人遺憾之處在於,這種案例的統計數據常常只會顯示、採用中醫藥療法治療糖尿病的“降低”個案並不具備真正值得臨床推廣的學術價值。

綜上所述,從該論文中所列舉的臨床案例中可以看出,謝醫師要嘛就是蓄意將血糖指數未達正常值的案例列入“總有效率”之列,要嘛就是隱瞞精確的糖尿病痊愈案例總有效率數據,藉以混淆視聽;可以說,他在關於中醫藥療法能否有效降低血糖指數問題的學術討論之中只是在玩模糊的遊戲而已。

這就是[中西醫結合]論的罩門之所在,不難看出,謝醫師在論文中如若不將無效算作有效的話,如若不予“疏忽”掉熊、李兩氏並不具備臨床推廣價值的、低有效率統計數據的話,謝醫師也就無法逾越嚴謹的醫學學術規律這個關口,其頭上的光環也就必然會隨之黯然失色。

或許是出自於上述因素,謝先生只得在他的論文中對於“五氏”的臨床療效案例採用魚目混珠的欺騙手法,而對於“二氏”的臨床療效案例則“疏忽”掉重要的總有效率内容。很顯然,如若上述“七氏”採用中醫藥療法治療糖尿病真的具備有效降低血糖指數的臨床功效的話,中國的醫療衛生系統早就會大力推廣其降血糖的“有效方劑”、並將其普及至西醫糖尿病的臨床治療之中;而且,謝醫師在其學術講演及論文中也就不必如此花費心思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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