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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侃陽
中醫屬於「道」的醫學，其學術根基建立於整體觀與天人相應的思維體系之上，因此，科技的發展與中醫的發展，並不形成必然的因果關係。由於中醫採取的是宏觀整體性的認知模式，而非對微細組織實質結構的追逐，所以再先進的科技成果，也未必能夠真正詮釋中醫的學術概念。

然而，當前社會卻存在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中醫若不遵循西醫的學術模式，便是不懂「與時俱進」。此種說法表面上看似理性，實則暴露出對中西醫學術規律缺乏基本認識。許多人誤以為，西醫因依附科學技術而顯得「先進」，便將科技工具與醫學本體混為一談，卻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
—醫學是否真正先進，最終仍應回歸其是否能有效完成防病、治病與養生的社會功能，而非取決於其檢測設備有多精密、數據有多繁複。

一旦將「工具」誤認為「本體」，便極易產生違反學術規律的錯誤思維。於是，人們開始執著於以西醫的學術框架詮釋中醫，試圖藉此獲得西醫體系的認可，包括以西醫疾病命名取代中醫病證、以檢驗數據作為中醫療效依據、以西醫標準驗證中醫臨床療效等等。這類思維看似「科學化」，實際上卻是典型的「以西律中」。

問題的核心在於：西醫藉由科技手段所得出的各類臨床數據與影像，對於中醫臨床而言，究竟是否具備真正的學術意義？如若中醫臨床的核心在於「辨證論治」，那麼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以臨床常見的腰痛氣刺症（西醫稱為腰椎間盤突出症）為例。西醫認為，其病理基礎在於髓核突出壓迫到神經或後縱韌帶，因此必須藉助影像檢查確認突出位置，再設法解除壓迫。

但中醫病理學並不存在「髓核突出」這一概念。中醫認為，此病多因腎虛、寒濕瘀阻、經絡不通所致，因此其治療重點在於補腎壯腰、通絡止痛，而非尋找突出髓核的具體位置。更重要的是，無論針灸、推拿或中藥療法，本就不是直接針對髓核本身進行處理。因此，那些影像學上所呈現的突出髓核的形態與位置，對中醫辨證治療而言，往往並不具備實際指導意義。

筆者昔日曾有一位傾向「西化中醫」的友人，其子罹患此病，經中醫治療後症狀痊癒，後來複查時發現突出髓核竟已消失，遂建議筆者以此作為中醫療效案例發表。然而筆者卻並未因此而欣喜，原因很簡單：筆者在治療過程中，從未以「清除突出髓核」作為治療目標，自然也不認為此一影像變化具備多大的中醫學術意義。

不孕症亦然。西醫治療不孕症，往往高度依賴下丘腦—垂體—卵巢軸相關激素數據，包括卵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雌二醇、孕酮等十餘項指標。然而，這些數據對於中醫辨證施治而言，並無根本性的指導作用。

中醫治療不孕症，核心在於辨其寒熱虛實、氣血盛衰、肝腎盈虧，而非直接調整某項激素數值。迄今為止，也未見哪味中藥或哪張方劑，是以「直接矯正黃體酮數值」作為其學術定位。換言之，對中醫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證」，而非數據。

再以流感與瘟疫為例，更能說明問題。現代科技固然能觀察病毒形態、解析其毒理機制，但直至今日，西醫臨床對於病毒性疾病仍缺乏真正能直接消滅病毒的萬全之法。即便疫苗技術日益進步，也經常因為病毒快速變異而失去預期效力。

而中醫對瘟疫的防治思維，重點從來不在「病毒本身」，而在於人體正氣盛衰與寒熱虛實之偏性。中醫所調治的是人體，而非病毒。因此，病毒的顯微結構對中醫辨證論治未必具有決定性意義。昔日「非典」與「新冠」疫情期間的種種現象，其實已再次印證了這種學術差異。
這正說明了一個根本問題：西醫所依賴的科技工具，即使再精密，也未必適用於中醫臨床。譬如顯微鏡倍率再高，也看不到「元氣」的結構；解剖技術再先進，也找不到經絡的實質形態；中醫所言主疏泄之「肝」，亦不等同於西醫解剖學中的肝臟。由此可見，中西醫的學術語言與病理邏輯，本就分屬不同體系。因此，以西醫標準衡量中醫，本身便是違反學術規律之舉。

中醫臨床所調整的是人體病態之「證」，西醫臨床所針對的則是其所定義之「病」。既然思維邏輯不同，其診斷方式、治療原則與療效評價，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所謂「以西律中」的實質，不過是將中醫強行納入西醫話語體系之中。這種思維，與當年余雲岫「廢止中醫」失敗後，轉而主張「強制中醫學西醫」的路線，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別。

更值得警惕的是，西醫本身亦並非完美無缺。例如高血壓病。西醫可以精準測量血壓數值，卻往往只能透過終身服藥維持數據穩定，而難以真正消除導致血壓異常的根本病理。一旦停藥，血壓立即回升。從中醫角度來看，此類治療模式仍停留在「治標」層次。檢驗數據固然精確，但對患者生命狀態的真正改善，未必如表面所見那般理想。

歷史上，西方醫學亦曾由古希臘整體性的平衡醫學，逐漸轉向建立於解剖學基礎之上的還原論醫學。而今日若以同樣方式再一次試圖將中醫徹底「西醫化」，再重複一次希臘平衡醫學的老路，毫無醫學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其結果極可能不是「發展中醫」，而是最終消滅中醫。因為，中醫一旦失去自身學術思維的主導，中醫便不再是中醫。

總而言之，中西醫由於學術思維結構不同，對科技的依賴程度自然大相徑庭。建立於解剖學與微觀病理基礎上的西醫，必然需要科技作為支撐，因此其發展模式只能不斷「與時俱進」。

而中醫作為建立於整體觀與理論推演基礎上的醫學體系，其核心價值並不依附於科技工具。即使在遠古時代，中醫依然能夠透過觀察天地運行、陰陽變化與人體反應，逐步建立自身完整的理論結構。因此，中醫的發展規律，本就不同於西醫。
真正應該被尊重的，不是誰模仿誰，而是各自學術規律的本身。

如若無視中醫自身學術結構，一味以西醫標準要求中醫「與時俱進」，甚至據此否定中醫的學術合理性，無異於要求和尚為了證明自己「進步」，必須改念《聖經》。

Comments Off on 論「與時俱進」——中醫學術不應陷入「以西律中」的迷思中(二)

中醫學術思維並不屬於還原論範疇，因此，中醫理論的發展未必隨科技進步而同步推進。換言之，所謂「與時俱進」的觀念，對於中醫學術理論而言，並不構成必然規律。

近代以來，西醫憑藉科技迅速發展，許多人因此自然聯想到中醫「停滯不前」的現象，進而得出「中醫落後於時代」的結論。他們認為，中醫之所以發展緩慢，是因為沒有「與時俱進」，必須依賴現代科技才能完成自身革新。持此觀點者並不在少數；即便撇開惡意貶抑中醫者不談，許多真正關心中醫前途的人，也同樣抱持類似看法。

然而，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釐清幾個根本前提：第一，中醫的發展是否真的落後於西醫？第二，中醫理論的演進，是否一定要建立在科技進步之上？第三，中醫的學術規律是否必須遵循西醫模式？

首先，回顧中西醫的歷史發展脈絡，便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我們知道，西方醫學源於古希臘的「平衡醫學」，被尊為「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所倡導的「四元素說」，其實與中醫陰陽五行學說，同樣屬於整體論思維範疇。

如若從學術史學的角度觀察，西醫真正走向「實質思維」的轉折點，應始於公元二世紀羅馬時代的蓋倫；他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與胚胎學，將西方醫學奠基於動物解剖與生理實驗之上。其後，十七世紀義大利醫學家馬爾切洛·馬爾皮基將顯微鏡引入醫學研究，觀察到毛細血管與腎小球等微觀結構，西醫遂逐漸從人體解剖，進一步邁向細胞與病理層面的研究。

自此之後，隨著顯微鏡、化學、生物學等科技工具不斷進步，西醫才逐步發展成今日以微觀研究為核心的醫學體系，並進一步進入基因與分子生物學時代。換言之，西醫的學術發展，本質上高度依賴科技工具的演進，也可以說是「拄著科技的拐杖」一路發展而來。

因此，科技的飛速進步，只能說明西醫獲得了更精密的研究工具，並不能由此推導出：中醫若不依賴科技，便無法發展；更不能因此認定，西醫完成醫學職能的能力必然高於中醫。

事實上，即便今日西醫已獲得科技的高度加持，其對大量疾病的認識與治療仍存在巨大限制。許多疾病至今仍原因未明，或雖有病理機制解釋，卻依然沒有有效療法。更重要的是，現代西醫在發展過程中，同時也產生大量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這意味著其醫學體系距離真正成熟，仍有相當長的道路。

若以蓋倫時代作為西醫實質醫學的起點，彼時大約處於東漢末年。就在這一時期，張仲景著成《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架構，使中醫形成理、法、方、藥俱備的完整診療體系。可以說，在西醫尚處萌芽階段之時，中醫就已經建立起一套成熟而穩定的醫學結構體系。

而此後中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理論的充實與完善方面，而非推翻重建。其原因正在於：中醫的理論基礎並不依附於科技工具，而是建立在天人相應的客觀規律之中，是建立在整體觀與辨證思維之上。因此，中醫即使在古代科技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持續深化與發展。從這個角度而言，中醫其實比西醫更早進入成熟階段。

其成熟性，體現在它能夠以自身理論解釋人體生理與病理現象，並透過整體調節的思維處理臨床疾病。中醫臨床所涵蓋的病域，往往遠較西醫廣泛；其學術結構本身亦兼具養生、防病與治病功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局部病灶處理之上。更為重要的是，中醫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無法被西醫模式強行套用。

回顧歷史便可發現，中醫每一次重大突破，幾乎都與臨床現實需求密切相關。東漢瘟疫流行，促使醫家深入研究《黃帝內經》並整理民間經驗，最終形成傷寒學說與六經辨證；清代溫疫大盛，六經辨證不足以全面應對，遂進一步發展出溫病學說，以及衛氣營血辨證與三焦辨證。在這些關鍵發展過程中，中醫理論的進步，並非依靠科技革命，而是來自於對臨床現象的重新認識與學術思維的深化。

反觀近代，中醫發展空間之所以受到壓縮，更多源於制度與教育層面的問題。西醫藉由保險制度與現代醫療管理模式，迅速壟斷醫療市場；而中醫教育又長期西醫化，培養出大量「西化中醫」，逐漸失去自身學術主體性。這些因素，才是中醫發展受限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便如此，中醫仍然存在廣闊的發展空間。例如現代文明病、慢性病、醫源性疾病、藥源性疾病，以及大量西醫仍缺乏有效處理方式的疑難疾病，都為中醫提供了重新發揮價值的場域。

尤其在 SARS疫情與 COVID-19疫情期間，中醫皆在臨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至少說明：傳統中醫體系並非毫無現代價值，更不應被簡單視為「落後醫學」。

明代醫家張介賓曾言：「醫不貴於能愈病，而貴於能愈難病。」醫學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擁有多少先進儀器設備，而在於能否真正完成防病、治病與養生的基本職能。因此，真正必須「與時俱進」的，其實更可能是西醫。因為西醫的研究路徑，本就建立在對微觀結構的不斷深入，而這種深入離不開科技工具的持續進步。

反觀中醫，其本質屬於理論醫學，臨床運作強調「以道馭術」，核心在於辨證思維，而非實驗室模式。因此，中醫與科技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依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科技對中醫毫無作用，針具、火罐、中藥劑型等技術層面的改善，當然有助於臨床便利性。然而，這種進步主要停留在「術」的層面，而非根本理論層面的改造。

一旦超越此界限，便可能產生嚴重問題。例如中藥注射劑，實際上就是以西醫注射模式強行套用中藥，其結果往往違背中藥原有用藥規律，前者注射刺五加劑導致十幾人死亡的重大醫療事故應該得到重視，還有經常發生的違背中醫[辨證用藥]規律所導致的中藥中毒事故更應該予以杜絕，其杜絕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回歸中醫用藥規律。很顯然，這種「以西律中」的做法，不能稱為真正的進步。

有趣的是，近代部分頂尖科學家反而對東方整體思維表現出高度重視。被譽為「量子論之父」的尼爾斯·玻爾在接觸陰陽理論後深受震撼，甚至以太極圖作為自身爵士紋章，並刻上「對立即互補」之語，用以象徵其互補理論。

結合史蒂芬·霍金等現代物理學家的部分觀點來看，當科技發展到極深層次時，許多單純依靠還原論無法解決的問題，反而開始需要整體論思維的介入。這也說明：古老，並不必然等於落後；傳統，也未必意味著過時。

總而言之，科技成果終究只是醫學工具，而非醫學本身。以一個高度依賴科技工具的實驗醫學，去衡量一個建立於整體論之上的理論醫學，本就容易產生錯位；更何況，若以「科技更新速度」作為唯一標準，進而指責中醫沒有「與時俱進」，其實恰恰忽略了中西醫在學術結構上的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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