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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侃
自六味地黃丸被許多民眾視為養生保健佳品以來，相關論述可謂汗牛充棟。諸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為其作註，有人提醒六味地黃丸並非萬能藥，有人強調其僅適用於腎陰虛患者；種種說法，莫衷一是。

筆者細讀此類文章之後，頗感其中多有隔靴搔癢之弊。這些作者雖然接觸過部分中醫理論，但從其論述脈絡觀之，字裡行間往往流露出霧裡看花般的「中西醫結合」思維，以致觀點前後矛盾、概念彼此混雜。故而，筆者對此類文章的評價只有一句話：說了等於沒說。

事實上，自六味地黃丸問世以來，從未有真正的中醫業者將其視為萬能保健品。此乃無須爭辯、亦無須值得特別討論的常識問題。若以「六味地黃丸不是萬能藥」作為立論主題，大張旗鼓地加以論述，難免令人感到乏味。
依中醫理論而言，六味地黃丸本為調補腎精不足之方。由於「乙癸同源」，故亦可用於肝陰不足之證；又因「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故對部分輕度腎陽不足者亦有培補之功。其應用範圍固然有所延伸，但核心仍未離開「培補腎精」的基本原則。

凡稍具中醫常識者皆知，六味地黃丸所針對者乃腎精不足之證，而非一切虛損病證，更非祛邪之方。沒有任何合格的中醫師會將其用於中氣下陷、脾胃虛弱等完全不同的病機。因此，所謂「萬能保健品」之說，本就不是中醫學界的主流認知。

然而，瑕不掩瑜。此類文章雖不足以對六味地黃丸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卻可能使讀者對其方藥特性與臨床價值產生誤解。尤其是當某些作者過度渲染其副作用時，往往會使許多原本適合培補腎精的患者望而卻步，錯失調養身體的良機。有鑑於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從中醫學術的角度稍作辨析，以正視聽。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普遍傾向於將維他命、鈣片等人工製劑視為日常保健用品。然而，許多人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任何物質只要使用失當，皆可能產生不良影響。部分維他命長期過量攝取後，可能引發相應的毒性反應；鈣片若服用不當，也可能增加某些代謝負擔。換言之，即使是被普遍認為安全的保健品，也並非毫無限制地多多益善。

更為重要的是，每個人的體質不同，營養需求亦有差異。採取固定劑量、千篇一律的補充方式，未必適合所有人。況且，正常飲食中的蔬果、穀物與肉類，本已能提供相當數量的維生素與礦物質。在沒有明確缺乏的情況下，刻意長期大量補充這類西藥是否真有必要，實值得深思。

相較之下，中醫養生所重視者，並非單純補充某種物質，而是調整人體整體功能，使機體恢復自身平衡；而那些通過人工合成的為她名，遠遠不如天然食材健康。六味地黃丸的價值，正體現在此一思維之中。

六味地黃丸由熟地黃、山茱萸、山藥、澤瀉、牡丹皮、茯苓六味中藥材組成。其配伍補中有瀉、滋而不膩，既能補益腎精，又能防止滋補過度所產生的壅滯之弊。正因該方方義周密、藥性平和，故歷代醫家多將其視為培補腎精的重要基礎方。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腎」的保養，因此華人社會對「腎虛」一詞並不陌生。然而，中醫所謂腎虛，絕非單指現代醫學中的腎臟疾病。
西醫所稱之腎臟，主要屬於泌尿系統範疇；而中醫所謂之「腎」，則是一套更為廣泛的生理功能概念。其與生殖、泌尿、骨骼、骨髓、腦髓、聽覺、牙齒、腰膝、呼吸乃至某些精神情志活動皆有密切關聯。因此，中醫的腎虛概念，實際上涵蓋了許多組織器官的功能衰退與老化現象。

正因如此，除先天稟賦不足者之外，凡大病久病、手術損傷、勞倦過度、多產失養、年老體衰者，皆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腎精虧耗。從這個角度來看，腎虛問題確實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精神壓力與身體消耗亦遠較古人為重。許多原本屬於老年階段才會出現的衰老現象，如今卻提早出現在中青年族群身上。臨床上常可見到年紀輕輕卻腰膝痠軟、記憶衰退、失眠健忘、精力不足者。依據中醫理論，這些現象多與腎精虧耗息息相關。

因此，筆者認為，六味地黃丸雖非包治百病的萬能補藥，但對於相當數量存在腎精不足傾向的人群而言，確有其長期調養的價值。所謂「非萬能」，乃言其有明確適應範圍；所謂「適萬人」，則是因為現代社會中腎精虧耗之人實在太多。

這正是六味地黃丸歷經千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當代社會盛行以維他命、鈣片等製劑作為日常保健之用，許多人甚至將其視為維護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這種保健思維是否真正合理，卻值得深入探討。

從醫學常識來看，任何物質只要使用失當，皆有可能產生不良影響。即使是被普遍認為安全的維他命，若長期大量服用，亦可能對人體造成負擔。例如部分脂溶性維他命容易在體內蓄積，而某些水溶性維他命若長期超量攝取，亦可能干擾人體正常代謝功能。換言之，所謂保健品，並非服用愈多愈好。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體質不同，營養需求亦各有差異。以固定劑量、統一標準進行補充，未必符合個體實際需要。若補之不足，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若補之過度，反而可能形成新的負擔。因此，單純依賴人工合成製劑作為保健方式，本身便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事實上，人體日常所攝取的蔬菜、水果、穀物及各類天然食材，原本便含有相當數量的維生素與礦物質，而那些通過人工合成的維生素遠不如天然食材健康。而且，對於飲食均衡且身體健康者而言，是否需要長期額外補充大量營養製劑，本來就是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鈣片的使用亦然。

多年來，「缺鈣補鈣」幾乎已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尤其在骨質疏鬆問題上，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保健方式。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患者長期服用鈣片之後，骨質疏鬆問題卻並未因此獲得理想改善。換言之，「以鈣補鈣」的思維，並不必然等同於解決骨質疏鬆的根本問題。

臨床觀察亦顯示，部分人士長期大量補充鈣劑之後，反而可能出現高血鈣、軟組織鈣化或結石形成等問題。這種現象說明了一個道理：人體並非單純的化學容器，疾病的形成也不是單純缺少某種物質那麼簡單。若忽略人體整體功能的協調與調節，而僅以局部補充的方式處理問題，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還有可能出現相應的毒副作用。

正因如此，筆者常戲稱某些盲目依賴維他命與鈣片保健的人，是「捧著金飯碗去討飯」。

所謂金飯碗，指的正是中醫歷代所累積的養生保健智慧。

中醫養生所重視的，從來不是單純補充某種物質，而是培養人體自身的生理功能，使機體能夠維持正常的新陳代謝與修復能力。其核心在於調整整體，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局部補救。

六味地黃丸正是此一保健理念的典型代表。

六味地黃丸由天然藥材組成，其性質平和，配伍嚴謹，補中寓瀉，滋而不膩。其目的並非直接補充某種營養元素，而是透過培補腎精，改善人體整體機能，進而達到延緩衰老、維持健康的目的。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視腎精保養，因此華人對於「腎虛」的概念並不陌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有意識地避免過度耗損身體，即使面對性生活問題，也常理性地抱持著適度節制的態度。這種文化觀念雖未必人人皆能身體力行，卻在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重視保養、避免過度消耗的生活哲學。

筆者曾戲言：「除了仙人之外，世人皆有腎虛。」

此語雖帶幾分玩笑意味，卻反映出一個臨床事實：腎精虧耗乃人生之常態。

先天稟賦不足者固然容易出現腎虛，而後天失養所造成的腎精虧損則更為常見。凡大病久病、重大手術、勞倦過度、多產失養、年老體衰等情況，皆可能導致腎精受損。因此，腎虛問題並非僅與房事有關，而是廣泛存在於現代人的生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醫所稱之「腎」，與現代醫學所指的腎臟並非同一概念。

西醫的腎臟主要屬於泌尿系統，而中醫的腎則是一個涵蓋生殖、生長、發育、骨骼、骨髓、腦髓、聽覺、牙齒、腰膝以及部分精神情志活動的功能系統。故而中醫所說的腎虛，往往涉及多個器官組織與生理功能的衰退。

中醫更認為「腎為先天之本」。腎精充盛，則諸臟得養；腎精不足，則百病叢生。
  
許多看似彼此無關的疾病與衰老現象，往往都可以從腎精虧耗的角度加以理解。

觀察今日社會，不難發現許多人尚未進入老年階段，身體卻已提前出現老化現象。腰膝痠軟、耳鳴健忘、失眠多夢、視力衰退、精力不足等問題，在中青年族群中已愈來愈常見。許多原本屬於老年人的疾病，也逐漸呈現年輕化趨勢。

依中醫理論而言，這些現象多與腎精不足密切相關。

正因如此，六味地黃丸雖非包治百病之方，卻能在腎精培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對於腎精不足者而言，長期合理使用六味地黃丸，有助於維持身體機能，減緩老化速度，並改善因腎精虧耗所導致的諸多不適。

因此，筆者認為「六味地黃丸非萬能，卻適萬人」並非誇大之詞。

其「非萬能」，在於任何方藥皆有適應範圍，不可能治療所有疾病；其「適萬人」，則在於現代社會中腎精虧耗現象極為普遍，具有培補腎精需求者實不在少數。

歷代醫家推崇六味地黃丸，並非因其能包治百病，而是因其切中了人體衰老與虛損的根本問題。當人們逐漸跳脫單純補充營養物質的思維，而轉向重視整體功能的培養與調節時，六味地黃丸所代表的養生理念，自然會重新受到重視。

這種自古至今所流傳下來的保健智慧，或許正是傳統醫學留給現代人最值得珍惜的資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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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侃
近來，屢有學者就中醫臨床療效提出質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錯位認知」，莫過於認為：中醫療法若未獲西醫體系之認可，即等同於無效治療。

此說實有偏頗之嫌。試想，中醫藥歷經數千年臨床錘鍊，若果無確切療效，早已為歷史所淘汰，焉能傳承至今？尤其在當代，主流思維深受還原論影響，大眾自幼習於數理化邏輯，對於以整體論為核心的中醫學理，往往不得其門而入。中醫之所以能在現代醫學強勢語境下屹立不搖，除其顯著臨床效驗外，實難另尋他解。

所謂「療效」，本質上係指患者接受醫療干預後，其臨床診斷依據是否獲得改善之判斷與認知。唯中西醫學之診斷體系迥異，其療效判定自當各依其學術座標，二者間存在認知差距，乃屬必然。

一般而言，西醫之療效認定，側重於檢驗數據之具體改善；而中醫之療效認定，則繫於「病態證型」是否趨於和緩或消解。

試以「腰椎間盤突出症」為例（中醫稱之為「腰痛氣刺」）。西醫病理認知聚焦於髓核突出對後縱韌帶或坐骨神經根之物理壓迫，故臨床需藉由影像學檢查明辨壓迫位置與程度，並透過牽引、封閉、手術等手段解除壓迫因素。

中醫則認為，此病之根本在於腎精虧虛，腰府失於濡養，致其虛弱不耐，甚或僅因噴嚏之微，即引發腰痛不能俯仰。治法上，中醫急則治其標，透過針灸、推拿、火罐、熱敷等法，可收通經活絡之效，立解腰腿疼痛之厄；緩則固其本，續以培補腎精，使得腰府充盈，方能遏止復發。

由此觀之，中西醫各依其學理，皆能有效緩解此類疼痛。我們不應因西醫借助X光、核磁共振等工具檢視髓核問題，便輕易否定中醫之臨床價值——
須知此類工具僅為滿足西醫診療需求而設；同樣地，我們亦不應因西醫未能杜絕該病復發，便否定其療效，畢竟西醫學理中並無「腎虛」之概念。
由此可見，中西醫療效之認定，植基於各自之學術脈絡。要求一種醫學必須經由另一種醫學來背書，此種「以西律中」之學閥作派，實屬不公。試問，若中醫以「未能解決該病的復發問題」為標準，來否定西醫之療效，這些學者又當何為呢?

職是之故，探討醫學，宜應尊重不同體系之學術規律，非可因同屬醫學領域，即隨意錯位評判。此猶宗教之於洗滌靈魂，佛教與基督教各有教義，互不隸屬，本無須強求共法。

然而，有一關鍵問題需特別提出——即「西化中醫」藉中醫藥療法治療西醫疾病時，所衍生之特殊現象。在此脈絡下，其療效若無法符合西醫療效認定標準，則當然不應被認定為有效治療。

試以糖尿病為例剖析之。
筆者曾閱覽諸多西化中醫撰寫之糖尿病論文，其自訂療效標準大致如下：
有效標準：糖尿病相關症狀消失，但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紅蛋白等數據未見降低。
顯效標準：糖尿病相關症狀消失，且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紅蛋白等數據恢復至正常值。
在大多數此類論文中，前者占比多在兩位數，後者則多為個位數。顯而易見，其所謂「有效標準」，根本不符糖尿病之療效定義，充其量僅能視為中醫「消渴症」之症狀改善。若依嚴謹學術規範，此類論文實屬學術造假——作者無非以消渴症之療效，偷換概念，冒充糖尿病之治療成果。

自「中西醫結合」政策推行以來，此類錯位認知屢見不鮮。甚至有某中醫院士公開宣稱「糖尿病即消渴症」，其論全然扭曲二者之學術定義。在此種錯誤學理引導下，此類造假論文之氾濫，實屬意料中事。

故就這類西化中醫論文而言，上述學者主張「中醫療效必須得到西醫認可」，在特定條件下反能成立——因為這些中醫所治療者，確為西醫定義下之「糖尿病」，其療效自應以空腹血糖、糖化血紅蛋白等數據是否恢復正常為判定基準。

惟須警惕者，或有論者將此特殊案例以點代面，無限上綱至所有中醫治療層面，妄圖論證「所有中醫療效皆應接受西醫驗證」之命題。此實為混淆視聽。西化中醫之自我矮化，本不應視為中醫之代表——其「辨糖尿病而施治」之思維，根本已逸出中醫學術範疇。中醫臨床之核心在於糾正機體陰陽之偏盛偏衰，方劑制訂僅針對病態證型而設，從非為改善西醫檢驗數據而存在。

換言之，西化中醫治療糖尿病之思維與操作，實不能稱之為「中醫」。真正之中醫，必恪遵整體論思維邏輯，其治病模式在於整體調節，其具體措施唯賴辨證論治，其療效驗證之唯一準則，在於觀察「病態證型」是否改善。
誠然，某些西醫疾病並非不能施以中醫藥治療，惟其前提在於：須將該疾病「中醫化」——即對患者進行辨證論治，依中醫診治法則調治，其療效判定當然應以「證」之改善為依歸，而非沿襲西醫化之認知模式。

西化中醫願以西醫疾病為治療對象，本非壞事；然其學術思維既已歸化於西醫體系，則其疾病診斷標準、療效認知標準等，自當受西醫學術規範之制約，不應如前述糖尿病案例般，以消渴症之「三多一少」症狀改善，魚目混珠。其所施行之中醫藥療法，實僅能稱之為西醫臨床上的「仿中醫藥療法」。

唯當釐清此一層次，方能避免上述西化中醫之荒誕學術認知，亦不致落入上述學者苛求中醫接受西醫療效標準之錯位困境。

Comments Off on 奇談怪論（二）  ——談中醫臨床的療效認知

常聽某些醫界專家學者言之鑿鑿地表示：「中醫過不了雙盲試驗的關」。在他們看來，雙盲試驗似乎就是衡量醫學價值的唯一標準；彷彿中醫若無法通過雙盲試驗，其臨床療效便不存在，其醫學價值亦無從成立。

可以說，此論頗值得商榷。

所謂雙盲試驗（Double-blind Trial），原本是現代西醫研究方法學中的一種設計，其目的在於盡可能排除研究過程中的主觀偏差，而非直接證明某種治療必然有效。換言之，雙盲試驗的本質在於控制主觀認知偏差（Bias），而不是創造療效。

所謂「雙盲」，係指受試者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試驗藥物還是安慰劑，以避免心理預期影響結果；同時研究人員亦不知道受試者的分組情況，以避免觀察、評估與記錄時受到主觀期待的干擾。

例如研究某種降血糖藥物時，若患者知道自己服用的是新藥，可能因期待而更加積極控制飲食；醫師若知道患者服用的是試驗藥物，也可能傾向於給予較為正面的評價。雙盲設計正是為了降低此類偏差的影響。

因此，雙盲試驗所控制的主要問題包括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觀察者偏差（Observer Bias）、選擇性報告偏差（Reporting Bias）、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等。其價值在於提高西醫藥研究結果的客觀性，而非作為衡量一切醫學體系的唯一標尺。

問題在於，雙盲試驗是否適用於所有醫學體系？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醫臨床的核心在於辨證論治。醫師必須根據患者當下的證候變化，隨時調整理法方藥；同一疾病的不同患者，可能會使用完全不同的處方；同一患者在不同階段，處方亦可能隨證應變。

在此情況下，中醫師必須清楚知道自己開立何種方藥，患者也會明白自己正在接受何種治療。整個治療過程建立在醫者對於證候的明確的判斷與方藥的調整之上，根本不存在「盲」的可能性，更無法為了符合研究設計而刻意使自己與患者都「盲」。

如若將辨證論治的核心內容抽離，只為迎合雙盲試驗的形式要求，則其研究對象已非真正的中醫，而只是經過改造後的另一種模式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中醫學術體系與現代藥理學的思維基礎並不相同。

西藥的研究模式建立於成分分析、藥理作用、以及實驗驗證之上；而中藥的運用則建立於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歸經配伍等理論基礎之上，其用藥規律乃是辨證用藥，而非單純依據化學成分決定臨床應用。

中醫講究理、法、方、藥環環相扣，在臨床上，醫者必須清晰地明瞭每一個環節的學術合理性，如此方能達到藥證相符的最佳治療狀態；如若醫者在其施治過程中的某一個環節出現“盲”像，必然收穫不到應有的顯著臨床療效。

更何況中醫體系並不存在實驗室研究這一學術環節，也就談不上需要整合臨床治療與實驗室研究之間所存在的主觀意識問題。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研究中藥必須懂得辨證用藥，不遵循中醫辨證用藥規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收穫到正確的研究成果。

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某研究團隊曾在牛津大學《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期刊上發表研究報告，聲稱他們在給孕期小白鼠投餵包括白芍、生地黃、砂仁、菟絲子等二十餘種中藥之後，導致出現一系列毒性反應，直接影響到老鼠胎兒的正常發育，甚至出現胎兒發育異常、死產、出生後生長遲緩、或者畸形等問題，他們遂據此得出“投餵中藥有可能導致懷孕小白鼠出現某些毒性反應”的研究結論。

很顯然，如若從中醫的學術角度審視，此類研究的本身便存在值得討論之處。

因為中藥的應用前提在於辨證。離開證候而隨意使用藥物的作法，其本身就已經違背中醫用藥的基本原則。如果在給小白鼠投餵中藥前，沒有考慮小白鼠的寒熱虛實，沒有審視所用中藥是否與小白鼠的證候是否相符，僅將若干中藥視為普通化學物質進行投餵，其所得結果是否仍能代表中醫臨床用藥規律，實有進一步商榷的空間。

中醫歷來有「藥之害在醫不在藥」之說。其意並非否認藥物可能產生毒副作用，而是強調中藥是否為害，很大程度取決於臨床應用是否符合證候。藥證相符，毒藥亦可治病；藥證不符，補藥亦可傷人，筆者就曾收治過冬蟲夏草中毒案例。

因此，中藥的安全性評價如若脫離辨證論治的前提，其所得結論與真正的中醫臨床之間，往往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上述顯示，將雙盲試驗奉為衡量中醫價值的唯一標準，其本身便是一種值得反思的思維模式；雙盲試驗的學術價值，只是建立在西醫特定研究體系之中。

有學者固執地認為，中醫藥通不過雙盲試驗，說明中醫藥不科學，說明中醫藥無效；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通過了雙盲試驗這個金標準而上市的西藥，結果又是如何呢?

2026年3月9日，中國醫療保障局發布緊急公告，將引進僅一年時間的治癌新藥氢溴酸他澤司他片(達唯珂)緊急撤市，其核心原因為該藥在治療癌症時，會增加罹患繼發性血液惡性腫瘤的風險。

曾經風靡全球的減肥藥司美格魯肽被奉為減重神針，在兩年的上市期中發現其有可能導致急性胰腺炎，還可能會導致服用者出現永久性失明。還有萬路，它用雙盲試驗證明了胃腸的安全性，但被發現有可能導致心梗中風，遂全球撤市。

此外，降糖藥曲格列酮曾導致多人肝衰竭，抗生素氟喹諾酮會導致不可逆的肌腱斷裂和神經損傷，還有難益數計的藥源性疾病，如此等等。這些通過雙盲試驗的上市西藥，都是在上市後被發現對於機體的多種傷害而不得不黯然退市的。

由此可見，即使某些新藥上市前能夠通過所謂的雙盲試驗，也無法預測到其毒副作用，只有在這類藥物在使用過程中出現毒性問題時才不得不下架。

雙盲試驗的金鑰匙效用對於西藥尚且如此，更何況對於具有不同學術規律的中醫藥呢?

所以說那些無視中醫自身的理論架構與臨床規律，忽視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特徵，堅持以西醫研究方法作為唯一裁判標準的專家論斷，必然會陷入「以西律中」的尷尬境地。

中醫之所以存在數千年，所依據者並非實驗室中的數據，而是歷代醫家在臨床實踐中不斷積累、驗證與傳承的醫學經驗與理論體系，與西醫的學術規律毫不相干。

似此，還有必要要求中醫屈就所謂的雙盲試驗嗎?

綜上所述，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或許不是「中醫為何不能完全符合雙盲試驗」，而是「是否所有醫學體系都必須以同一套方法學標準作為唯一評價尺度」。

這恐怕才是迴避以西律中荒誕思維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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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雞同鴨講，眼碌碌。」雞有雞語，鴨有鴨言，雖然都能發聲，卻彼此無法理解，只能大眼瞪小眼。後人遂借此比喻雙方因觀念不同而難以溝通，各說各話，討論難有交集。凡此種種，皆可謂之「雞同鴨講」。

事實上，「雞同鴨講」的現象充斥於人類社會之中。無論語言、文化、處世方式，乃至學術思想，都可能因立場不同、思維方式不同而產生理解障礙。其根本原因，不僅在於觀察角度不同，更在於缺乏對異質思維體系的尊重。若一味以自身標準衡量他人，則溝通終將淪為各執一詞，而難以真正對話。
    
這種現象在中西醫學術領域尤為明顯。
    
西醫建立於近代自然科學與還原論思維之上，其理論發展高度依賴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等科技成果。西醫的學術概念大多對應於具體可觀察、可測量的實體結構，因此其發展必然伴隨著科技進步而不斷演化。
    
與此不同，中醫則建立於陰陽五行、藏象經絡等整體觀思維之上。其許多核心概念，例如氣、神、經絡、三焦等，並非解剖學意義上的實體，而是用以描述生命整體運行規律的理論模型。故其學術建構並不依賴微觀實體的發現，也不以科技工具的進步作為理論發展的前提。
    
正因如此，中西醫雖然同樣面對人體疾病，卻並非建立於相同的學術語言之上。二者的理論基礎、思維方式與認知架構存在著本質差異，因此在許多學術問題上難以直接對接。若強求以其中一方的語言完全詮釋另一方，往往容易陷入「雞同鴨講」的困境。
    
以「脾」為例，中醫之脾與西醫之脾臟並非同一概念。
    
西醫所稱之脾，乃解剖學上的脾臟，屬重要淋巴器官，具有免疫調節、血液過濾、儲血等生理功能。
    
而中醫所謂「脾」，則是藏象理論中的功能系統。其主運化水穀、主升清、主統血，與肌肉四肢、口唇、思維活動等皆有密切關聯。換言之，中醫之脾更接近一種功能性整體概念，而非單純的解剖器官。
    
由此可見，雙方雖然同樣使用「脾」字，但其內涵實際上截然不同。如若執意以解剖學脾臟去解釋中醫之脾，或以藏象理論去解釋西醫脾臟，皆難免南轅北轍。
    
筆者曾治療一位心律不整患者。患者自覺心慌心悸，脈見結代，心電圖顯示每四次搏動即出現一次異常波形。筆者依據《傷寒論》「脈結代，心動悸」之論，辨證屬氣血不足、陰虛失養，以炙甘草湯加減調治，未久諸症悉除。
    
其後患者前往某知名心臟科醫師處複診。該醫師得知治療經過後，希望透過患者取得筆者的聯絡方式，以便進行學術交流。
    
筆者聞之，唯有苦笑。
    
並非筆者輕視西醫，而是深知雙方所使用的學術語言並不相同。依據中醫理論，患者屬氣虛血少；然而從西醫角度而言，何謂氣？何謂氣虛？所謂血虛是否等同於血液不足？依據解剖學理念，血管與心臟中充滿血液，又何來血少之說？若稱血虛，其數量又應如何測量？
    
表面看來這些問題看似合理，但皆建立於不同的學術前提之上。因此，即使臨床療效客觀存在，雙方對於療效產生機制的理解卻無法取得共識。囿於中西醫之間所存在的學術歧見，上述療效無法使用西醫的學術理念來理解、或者詮釋，那怕是牽強附會亦然；似此，筆者不知道如何與這位西醫名師進行學術交流，故而筆者對於這種交流並未表示出多大的興趣。
    
近年來，網路上盛行以西醫概念衡量中醫的現象。許多質疑者慣於以現代生物醫學的語言要求中醫自我證明，否則便斷言其不科學而加以否定，這種非學術認知是無理的，會讓人產生“秀才遇到兵”的感覺。顯然，此類思維往往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不同學術體系不可能遵循相同的認知規律。
    
若一定要求中醫必須以西醫語言進行自我解釋，本質上無異於要求雞說鴨語。反之，若以中醫理論作為唯一標準去評價西醫，同樣可能陷入偏頗，因為其“治痛片”式的療效根本入不了中醫人的眼。
    
例如，若依中醫觀點審視西醫，則可質疑其對病毒性疾病缺乏根治手段，只能依賴支持療法進行無效的被動治療；又或者認為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往往需要長期甚至終身服藥，其療效僅僅只是停留在檢驗數據上下波動而已。雖然站在中醫臨床角度對上述療效不值一提，但應該明白西醫的學術邏輯與評價體系本來就是如此，這也正是西醫學術結構中天生的短版。
    
因此，「以西律中」不可取，「以中律西」同樣也不可行。
    
中西醫雖然在理論層面難以完全通約，但在臨床實踐上卻未必不能互補。尊重彼此的學術邏輯，承認不同思維模式的存在，或許比一味要求對方接受自己的語言更為重要。
    
雞有雞語，鴨有鴨言。學術世界原本就具有多元性。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強行用科學觀來統一所有理論，而是在理解差異的基礎上，尊重差異，並善用差異。如此，方能避免雞同鴨講的尷尬，才能使不同學術體系在各自的規律之下發揮其應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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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侃陽

《刺胳針精神病學》（The Lancet Psychiatry）醫學期刊2021年4月6日刊載了哈裏森（Paul Harrison）、塔克（Max Taquet）等學者所撰寫的一篇有關新冠肺炎對大腦健康影響的研究報告，他們在追蹤了逾23.6萬新冠肺炎痊愈患者的健康記錄後發現，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神經和精神疾病，其中最常見的病症為焦慮和情緒障礙。

筆者以爲，上述統計數據并不準確，因爲還有更多的未感染民衆由於對新冠肺炎的恐懼而罹患了焦慮和情緒障礙症。筆者以爲，人們之所以會感到恐懼，主要是由於該病的傳染性較大、處於主流地位的西醫臨床對於病毒性疾病無藥可治、而且其治療後依然存在嚴重的後遺症問題等三個主要因素所導致。

在治療方面，由於西醫臨床治療感染性疾病主要採用直接殺滅病原體的思維方式，其臨床治療新冠肺炎自然不會脫離這種模式；但是由於西醫目前還缺乏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所以其臨床治療只能依靠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來應付，藉以期待患者的自愈；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將這類疾病歸類為[自限性疾病]。

面對主流醫學對於瘟疫的無奈，人們一般都會聯想到如若自己罹患到瘟病，就相當於直接面臨死亡的威脅。臨床事實的確是這樣，在西醫臨床治療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患者病情發展的好壞都只能寄希望於患者自己的命運，命大的患者或許會因爲體質因素可以活得過來，許多命薄的患者則會由於身體虛衰而挺不過去。很顯然，美國疫情死亡人數高達幾十萬人的事實本身就能夠證實這一點，面對如此慘狀，人們出現焦慮和情緒障礙的恐慌心理當然是一定的。

問題在於西醫制服不了瘟疫，并不等於就是面臨世界末日；如若人們能夠認識到中醫臨床治療瘟病的學術優勢，就不會存在上述問題了。事實上中醫治愈瘟病的療效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零死亡紀錄就是明證；在筆者所收治的瘟病案例中，從初診時間算起，核酸檢測陽轉陰的平均時間僅爲九天，而且患者自行前去檢測核酸時間點都是在其病態體徵基本消失之後，所以筆者在臨床實際治愈瘟病的時間應該少於九天。僅從上述事實，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看到中醫在臨床治療瘟病方面的學術優勢。

中醫臨床治療主要是通過改變瘟病患者的病態證型，依據中醫整體調節治病思維進行相應的辨證論治，而不是遵循西醫臨床直接殺滅病毒的學術規律。所以說無論是誰，只要使用中醫藥療法抗疫，一定都得遵循中醫的這條[道]，捨此必然無效；道理很簡單，就是中醫同樣也不存在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故而中醫臨床走直接殺滅病毒的途徑一定是一條死路。

筆者從自己所收治的十幾例痊愈醫案中體會到，只要患者能夠儘早接受中醫臨床治療，痊愈是一定的，臨床治療過程也是較爲輕鬆的，多數案例的痊愈僅僅只需要幾天的治療時間；即使是已經出現呼吸障礙的重症瘟病患者，中醫也能夠通過寬胸祛痰的學術理念進行治療，改善患者的呼吸狀況而逐漸痊愈。

筆者的許多患者朋友都認識到，面對瘟病肆虐，除了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之外，還需要懂得在患病的第一時間尋求中醫臨床治療的重要性。由於他們相信中醫臨床完全能夠幫助自己康復，所以她們都表現得相當平靜，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焦躁情緒。

其次，近期有不少學者觀察到新冠肺炎後遺症的問題，發現有許多核酸檢測轉陰的患者身上仍然遺留著所謂的[新冠後遺症]，有的甚至在半年後死亡。筆者有位已經復查核酸陽轉陰的新冠肺炎“痊愈”患者，從三月份直到現在，幾個月來一直頓咳不已，服用德爾西姆（Delsym）、潑尼松（Prednisone）等西藥也只能短暫地控制一下；不停的連續咳嗽令患者痛苦不堪，甚至還表達出厭世的情緒。

筆者以爲，所謂[新冠後遺症]問題的出現，除了有些出自於某些西藥的毒副作用之外，其主要因素還是應該歸類爲西醫臨床缺乏對於患者瘟病病態體徵的重視，當然也包括其無法徹底消除這些後遺症問題。這是令民衆感到恐懼的第二個重要因素，美國擁有610家連鎖餐廳“德克薩斯客棧”（Texas Roadhouse）的創始人和CEO肯特·泰勒（Kent Taylor）由於不堪新冠肺炎後遺症的折磨，在2021年三月份自殺身亡。

新冠後遺症問題源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出自於西藥的毒副作用。我們知道，所謂[藥源性疾病]問題一直都在困繞著西醫，這個問題除了來自西藥本身的毒性成分之外，還與西醫臨床的局部對抗學術思維規律密切相關；所以也可以説是靶點治療的副產品，這種毒副作用一直是他們無法克服的臨床痼疾。表面看來，西醫的“靶點治療”比較直接，取效也較快，但其“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靶點治療常常會給患者機體帶來較大的傷害。如若有人對此不以爲然，可以在弄清楚瑞德西偉、奎寧、地塞米松等抗新冠病毒西藥對於人體的毒副作用之後再來批駁。

其實西藥毒副作用問題的答案早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就有了，西醫臨床當時所治愈的患者在數年之後，基本上都會因爲大劑量使用抗生素與激素所導致的肺纖維化和股骨頸壞死而失去正常的生活能力。而中醫臨床當時所救治的患者基本上都不存在這類問題，因爲只要是嚴格遵循中醫[有是證，服是方，用是藥]的用藥規律，整體對抗治療思維根本就不存在上述毒性問題。

另一方面，應該説西醫臨床的診治規律是導致出現新冠後遺症的關鍵因素，筆者如此認知并非空穴來風。我們知道，對於瘟疫來説，西醫臨床療效的認定僅僅只是觀察核酸檢測結果是否由陽轉陰；而核酸檢測所反映的問題也僅僅只是觀察患者體内是否還存在病原體抗原而已；在西醫臨床，瘟疫給患者機體所造成的傷害常常都會被忽略掉，他們對於患者“痊愈”後身體還存在哪些病態體徵等問題並不在意，中國某位抗疫權威在非典期間就曾經說過“失去生活能力總比死去要好”，這種無情之言至今還令人難以忘懷。

由此可見，核酸檢測陰性的結論並不能説明患者機體完全恢復到健康狀態，許多被確診為[治愈]患者的機體依然還存在著多種病態體徵，這些被他們歸類為所謂的[新冠後遺症]正在長期折磨著人類；當然，西醫臨床對於某些病態體徵（如失嗅等）並不具備有效療法也是客觀事實。

顯然，被宣佈“痊愈”的新冠肺炎患者不斷出現的新冠後遺症、乃至死亡等問題深深地刺痛人們的心，他們好不容易從瘟疫中僥幸活過來，卻又得重新面對如此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要説讓人不產生焦慮和情緒障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人們從中醫臨床治療瘟病中觀察到，中醫臨床所治愈的瘟病患者身上根本就不會存在後遺症問題；昔日抗擊非典瘟疫治療如此，如今抗擊新冠肺炎瘟疫治療也是如此。中醫臨床的這個現象對於西醫來説是不可思議，但在中醫臨床則爲理所當然，不存在所謂新冠後遺症問題的現象主要是由中醫臨床整體調節的治病思維所決定的。

我們知道，所謂中醫“治本”就是通過對於罹患疾病的人進行整體調節，扶正祛邪，使其身體恢復到健康狀態的方式來戰勝疾病；而整體調節的治病思維規律只能通過辨證論治來實現，所謂“證”就是中醫的臨床診斷，中醫臨床就是依據“證”所顯示的機體陰陽偏盛偏衰而進行有效糾偏治療的。

中醫“有諸内者行諸外”理論認爲，患者體内存在著病態證型，就一定會出現相關病態體徵；而中醫臨床通過[四診八綱]收集患者各種病態體徵和舌脈徵象，就能夠準確地斷定患者的病態證型。所以中醫臨床通過糾正患者的病態證型，就能夠糾正患者的陰陽偏盛偏衰，使其處於陰平陽祕的健康狀態。由於患者的“諸内”安寧，所以行之“諸外”的病態體徵（症狀）則會完全消失；既然無“症”，何來“後遺症”之説？由此可見，中醫臨床的辨證論治學術思維觀不僅能夠治愈瘟病而不會遺留後遺症問題，甚至對於西醫臨床所“治愈”患者的新冠後遺症也可以進行有效的調治。

在預防方面，中醫預防瘟病的學術思維是[正氣存内，邪不可干]，主要是強調人體健康的自我抗疫作用。我們知道在疫情流行過程中，許多人由於機體[正氣]充盈，並沒有被感染到瘟毒而生病；有些人即使被感染到、也都能夠很快地恢復到健康狀態。何故？就是因爲[正氣存内，邪不可干]。

所以中醫臨床預防瘟病流行主要在隔離接觸之外，還採用服食中藥和加强適當的運動等方式來增強機體抗擊疫毒的能力。疫毒爲患，從口鼻而入，首先就會侵襲機體的脾肺兩臟；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如若脾肺健壯，則可禦疫毒於體外。脾主四肢肌肉，通過適當的運動則可以强壯脾胃。

而肺氣源於脾氣，肺氣具備衛外功能，能夠有效地抵禦外邪侵襲；肺衛之氣不足的人比較容易感受外邪而生病，因而中醫臨床常常都用玉屏風散固護衛氣。在疫情期間，筆者在網上廣發加味玉屏風散給民衆預防瘟疫，此方在玉屏風散中加上滑石、蒼術兩味中藥，在培補衛氣的同時佐以清熱行氣祛濕，預防瘟病效果甚好。瘟病患者杜先生夫妻在家隔離期間，孩子一直都在服用該[加味玉屏風散]，既沒有出現任何瘟病病態體徵，在之後的核酸檢測中也呈陰性反應。孫先生一家三口服用該預防方已過一年時間，至今無緣瘟病。

預防瘟疫對於西醫來説離不開接種疫苗，注射疫苗的學術思維是直接將滅活病毒注射進入人體，藉以刺激機體產生相應的抗體來殺滅病毒；另一種則是採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的新冠疫苗。

客觀來説，這兩種疫苗應該都有一定的預防效用，但是疫苗學存在著特異性限制，即某種疫苗只適合預防特定的一種、或幾種病毒；而且隨著病毒不斷變異，疫苗對於變異病毒的效用應該也存在著局限性，所以臨床上許多注射過疫苗的人也都會中招，甚至還出現一些死亡案例；媒體對於這些接種疫苗後所出現問題的追蹤報道常常也都會加重人們的焦慮和情緒障礙。

總而言之，由於西醫臨床存在著上述三項難以克服的學術痼疾，人們才會對當前所流行的瘟疫產生極度的恐慌情緒；如若民衆對於中醫抗疫的有效性有所了解，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如此憂慮了。可惜的是世界各國政府對於中醫藥療法能夠有效抗疫的事實都採用視而不見、甚至排斥的態度，以致於在瘟疫面前一籌莫展，就連擁有世界最先進醫療體系的美國，死於瘟疫的人數已經高達幾十萬人。

據資料顯示，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百次各種瘟疫，基本上都是藉助中醫藥療法戰勝的。中醫學術具備有豐富的抗疫經驗，古人在《傷寒論》和溫病學説中就給我們留下了難以數計的有效方劑；所以説，人們如其陷於焦慮和情緒障礙中難以自拔，遠不如主動尋求中醫臨床的幫助。其實瘟病一點都不可怕的，可怕的只是人們不懂得中醫臨床抗疫的有效性而使得自己處於不必要的恐慌情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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