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不久前，有位同道專門與筆者探討筆者關於中醫學術概念“模糊”的説法是否恰當的問題，非常擔心“模糊”的説法會給中醫學說帶來學術結構不嚴謹的負面形象。筆者對於這位同道非常感激，對於她這種負責任的學術態度以及高度的責任感感到由衷地欽佩。

這位同道能夠提出這個問題，説明她在這方面做了相當的功課，説明她對於中醫學説的學術結構進行過較深層次的探討，這種敬業的專業態度的確令筆者尊重。筆者希望所有的同道都能夠如此，如若似此，屆時我們洛杉磯中醫業界的中醫學術水準或許不會低於中國本土。

中醫學說的學術結構是非常有趣的，它完全不同於現代社會所流行的還原論實質思維模式，而是採用現代人所不太熟悉的模糊思維理念，並由這些並不具備相對應實質物體的學術概念組成中醫這種相當嚴謹的整體醫學理論體系。也正是這種“整體論”的學術結構形式，才使得中醫臨床會由於不斷出現“奇跡”而讓人驚嘆，才使得許多人對於中醫學術理論缺乏親和力而難以理解與接受。

事實上，缺乏親和力倒不是主要問題，臨床“奇跡”完全能夠彌補這方面的缺憾；重要的是我們中醫師不能失去自我。身為中醫業者，我們某些中醫業者只願意將精力放在攫取具有“特效”的臨床療法之上，卻不願意花力氣來弄懂中醫學說的學術特點，以爲這是成功的捷徑。

很顯然，如若對於中醫學說的學術理念都不十分清楚的話，如何使用中醫專業知識來幫助自己的患者呢？臨床經驗顯示，如若中醫師不去認真探究中醫學說的學術規律、而在臨床診治疾病的過程中失去中醫基礎理論的學術指導，那麽，可以說所有的中醫療法都只能是盲人瞎馬，根本就不可能取得預期的顯著療效。

應該懂得：無法幫助自己的患者解除病痛，就會使得中醫專業失去許多醫療市場；失去臨床“奇跡”，中醫療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價值。所以筆者以爲，我們中醫業者必須讓自己具備堅實的[中醫頭腦]，沒有[中醫頭腦]就不可能具備相當的臨床實力。

談到中醫的學術結構，筆者將其歸納為“模糊的學術概念，嚴謹的學術結構”。也就是說，中醫的許多主要學術概念都屬於模糊的性質，但在中醫學説的整體學術結構上應該是非常嚴謹、而且也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說，“模糊”的説法只是形容中醫的學術概念而已，並非指中醫學說的整體學術結構及其理論體系。在這裡，模糊是針對許多不具備相對應實質物體的中醫具體學術概念而言的；而嚴謹則體現在中醫的整體學術理論能夠詮釋臨床上幾乎所有的生理、病理現象；體現在中醫療法能夠依據中醫的學術理論治療幾乎所有的“疑難雜症”、“絕症”、以及所謂的“新型疾病”，並取得顯著療效等多個方面。

●大部分中醫學術概念都不具備相對應的實質物體。

關於中醫學術概念模糊的問題，筆者曾在《談中醫學術概念無法進行實質研究》（請參看《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06年4月份會刊）一文中着墨較多。事實上，中醫的“模糊”體現在許多學術概念上，可以說幾乎大部分學術概念都不具備相對應的實質物體。
這也是令[中西醫結合]論者最爲頭疼的問題，因爲他們要將中西醫的學術概念結合起來，就必須找出與中醫學術概念相對應的實質物體，如若不能如願，[中西醫結合]作爲一門新興醫學的奢望就會成爲鏡花水月。由於中西醫之間存在着學術思維方式的本質差異，這個問題必然會成爲[中西醫結合]無法逾越的障礙，因而雖然幾十年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了，他們在將中醫學術概念“西醫化”的方面依然還是無法突破這個瓶頸。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不懂得許多中醫學術概念根本就不存在相對應的實質物體。譬如經絡。依據西醫的學術理念，既然經絡具有運行氣血以供養全身的功能，那麽就必然存在著着像血管、淋巴管一樣的實質管道。而且依據西醫的臨床診治規律，如若找不到這種實質管道，也就無法使用醫療器具進行疏通管道方面的相關治療；就是說，找不到經絡的實質管道，任何西醫療法都無法使得經絡暢通。

然而，儘管人們運用所有的現代科技設施，儘管人們甚至借用各種高倍顯微裝置仔細找尋屍體的各個部位，除了南韓有位名叫金鳳漢的人謊稱自己發現“鳳漢小管”而閙出自殺的悲劇之外，人們對此幾乎毫無所穫。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因爲就像“元氣”的概念一樣，中醫氣血的概念並不一定屬於像血液、淋巴液之類的實質液態物質，經絡也只是氣血—-這種非液態物質所運行的“通道”而非實質管道；似此，如若只是簡單地套用西醫管道的思維理念來認識中醫經絡當然就像竹籃打水一樣。

而且應該明白，經絡是運行氣血的通道，不具備生命活動的屍體並不存在運行氣血的生理現象，因而也就根本無法顯示出經絡的存在；換句話來説，就是經絡只可能出現在具有生命活動的機體上，屍體上根本就不存在經絡。
如若我們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就應該明白，人體根本就不存在解剖學意義上的實質經絡管道器官組織；可以說這就是中醫學術意義上的經絡存在。試想，如若某些人非要使用西醫的實質思維來看待中醫學說的上述學術理念，只能説明其學術思維應該存在着某些偏頗。

譬如臟腑。中醫的臟腑概念完全不同於西醫。西醫指的是實質臟腑器官組織，有着相對應的實質物體，其有着形態、大小、重量、以及結構與功能等多方面的特點。而中醫指的則是相對應的系列器官組織及其功能。
我們以“心”為例。中醫理論認爲“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中醫學術概念的“心”，能夠主血脈，主神明，開竅於舌，在體合脈，其華在面，在志為喜，在液為汗，與小腸相表裏。也就是說，中醫之“心”，包括著血脈、神明、舌、脈、面、汗液、喜、以及小腸等組織器官及其相關功能。

我們知道在西醫的解剖概念中，心臟僅僅只是屬於血液循環系統中一個能夠推動血液運行的臟腑器官，神明則屬於腦的功能，與心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至於其他的舌、脈、面、汗液、喜、小腸等器官組織功能，更是與心臟扯不上任何關係。

臨床上筆者在治療自閉症一類的腦病時，壓根就不敢從腦細胞這個角度去想過，因爲只要這麽一想，就等於使自己墮入西醫的學術魔咒之中而失去中醫自我，以至於會將自己的中醫療法轉變爲以“修復腦細胞功能”為主要目的的、置身入西醫範疇之内的“仿中醫療法”。

由於存在着“腦細胞功能不可能修復”的西醫學術戒律，那麽，這種形式上的“中醫療法”同樣也會因此而失去預期的有效治療作用。因爲中醫學術概念中沒有腦細胞的概念，故而沒有哪一種中藥方劑或者中醫療法能夠作用於腦細胞、乃至修復腦細胞的功能，也就是說，即使採用“仿中醫療法”也無法突破上述這條西醫的學術魔咒。

而中醫學術理論則認爲小兒腦病的病理出自於患兒的心、肝、脾、腎等臟腑失調，因而遵循中醫的基礎學術理論進行相應調節，能夠收到相當顯著的臨床療效，由此可以説明中醫關於臟腑的學術概念不是西醫那種實質臟器的概念。
其實中醫關於“心”的概念應該理解為“心係”比較恰當，而“心係”中所有的器官組織及其功能，則主要由相關的經絡構成整體連接。顯然，由於無法通過實驗室研究來證實“心係”器官之間的連接、以及相關“經絡”的存在，故而這種學術結構也都屬於“模糊”的範疇。

我們從天王補心丹證來看則更加容易理解。天王補心丹源自《攝生祕剖》，功能滋陰清熱，補心安神。其主治心腎不足，陰虧血少所導致的虛煩心悸，睡眠不安，精神疲倦，夢遺健忘，大便乾燥，或口舌生瘡，或虛熱盜汗，舌紅少苔，脈細而數等症。

如若依據西醫的學術概念，上述證治是無法理解的，也是無法接受的。因爲在他們看來，虛煩、失眠、健忘、盜汗、舌瘡等病態體徵與作爲機體血液泵的心臟應該是不存在任何直接關係的。而且，中醫心血的概念很容易被人們理解為心臟之血液。人們會對於心臟的陰血不足概念提出許多質疑：譬如什麽叫做不足？事實卻是每個被手術打開的心臟裏面都充滿着血液；再者，心血不足的概念能否顯示所缺少的血量到底是多少毫升？顯然，上述西醫這種實質性問題都不可能從中醫的學術理論中得到明確的答案。

筆者以爲，上述問題的出現基本上是由於觀察者依據西醫的學術思維來解析中醫的學術理念所導致，而中西醫之間又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兩種學術結構，故而借用這種錯位的視覺根本就無法理解中醫學說。事實上，由於中醫的大多數學術概念基本上屬於模糊的特性，所以中醫學說既不需要、也不存在使用具體數據來説明上述證情，故而我們中醫師也根本無須回答上述問題。

前者筆者曾治愈一例以心慌心悸爲主症的患者，當患者的心臟科醫生（洛杉磯某著名華人醫師）得知其通過中醫藥治愈該疾病時曾仔細地詢問過筆者的情況。如若依照我們某些中醫師的想法，能夠被著名西醫如此重視應該受寵若驚纔是，但筆者卻興奮不起來，也沒有想與這位醫生討論這方面學術問題的意願。

當然，筆者這樣想並不是由於筆者在學術態度上存在着什麽偏見，也不存在不尊重這位西醫醫生的任何想法；只是因爲自己認爲在學術概念方面，西醫與中醫一實一虛，難以進行有效的學術溝通，筆者的確不想經歷這種毫無學術意義的雞同鴨講似的尷尬。

事實上，中醫幾乎大部分的學術概念都屬於這種模糊性質，都不存在相對應的實質物體。氣血津精如此，臟腑經絡亦如此；病因病理如此，辨證論治亦如此。

以“六淫”為例作實質化的推論。筆者以爲，如若將中醫“六淫”的病因概念進行實質化研究，只有兩條路可走，但條件都必須是將其變成具有相對應物體的實質概念。其一，可以將中醫的“風、寒、暑、濕、燥、火”等致病邪氣，改變成爲與西醫相同的細菌、病毒、衣原體等實質病原體理念；其二，可以將“風、寒、暑、濕、燥、火”理解為自然界裏所颳的大風（風）、北極的冰凍（寒）、赤道的暑熱（暑）、泥沼中的水濕（濕）、沙漠的乾燥（燥）、森林的大火（火）等實質概念。

前者屬於西醫的病因概念，西醫對此擁有相當先進的各種檢驗設施，對於已發現的各種病原體也研究得很透徹，根本就沒有必要讓中醫參入其中再去重復一次。而且中醫療法的擬定都是為着糾正[病態證型]的，即使有時能夠起到類似西藥殺滅病原體的作用，但一般來説這種中藥西用的使用形式並不具備具有臨床意義的穩定臨床效用。

我們知道由於對於病因的認知不同，西醫臨床以直接殺滅病原體爲主，而中醫臨床則以驅除病邪爲主；兩种不同的學術理念，決定着絕然不同的臨床療法與後果。一般來説，臨床使用西藥殺滅病原體，有效則有效，無效也別無他法。對於已經認識的病原體，可以使用相關抗生素、激素之類的藥物進行殺滅（目前暫時還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西藥）；而對於新出現的病原體，則需要重新進行系列研究方可進行臨床治療。中醫臨床則通過[扶正祛邪]的臨床診治理念而能夠面對所有的致病邪氣。

衆所周知，西醫使用抗生素殺菌，有時能夠較快地達到消炎的效果；但由於由此會催生細菌的抗藥性，使得細菌變得更加強大，更加難以對付，因而人類又得重新研製新的抗生素來對付經過變異了的細菌。如此循環不斷，藥物的淘汰及其新老藥物對於人類的危害將會越來越嚴重。

上述顯示，西醫的病因觀念雖然能夠一目了然地觀察出病原體的形態及其特性，但由此而衍生出的直接殺滅病原體的對抗治療方式並不一定能夠解除病原體對於人類的威脅。恰如前述，西藥的直接殺滅方式甚至還會促使病原體發生變異而導致出現更大的反彈，從而加重其對於人類健康的威脅；更不要說這類西藥對於大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問題。

而中藥雖然經過炮製，但其主要都是來自大自然所生成的有機物品，基本上不可能污染環境；而且，中藥的臨床使用並非採用西醫那種直接殺滅細菌的形式，主要還是通過增強機體的“正氣”、並幫助機體驅除邪氣的方式來實施自己的治病與養生職能。所以幾千年來，基本上沒有哪一味中藥會由於病邪出現抗藥性而被淘汰掉。

不過，中藥沒被淘汰的事實並不説明細菌對其不產生抗藥性。人們曾經發現，使用中藥黃連來直接對抗病原體、同樣也會出現抗藥性的問題，這個結論早已被無數的[中西醫結合]實驗所證實。顯然，如若將中藥黃連按照西藥的使用方式施用於臨床，其藥用價值早就會如同其它抗生素一樣難逃棄用的命運；而黃連之所以至今還具備着治病的臨床價值，主要還是取決於中醫藥臨床診治疾病的醫療模式所決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抗藥性問題的出現並非出自藥物的本身，而是由於西醫臨床對抗療法的使用方式所決定的，因爲這種對抗治療能夠促使病原體發生變異；事實上，自然界的任何生物應該都具備有這種適應周圍環境的生物特性。

上述論述顯示，無論是西醫所遵循的還原論，還是中醫所遵循的整體論，中西醫關於病因的學術理念及其臨床診治疾病的規律都有着各自的學術規律，根本就不可以相互替代。

事實表明，中醫的模糊病因觀念並不是由於不具備相對應實質物體就失去臨床治病與養生保健的顯著社會價值，西醫的實質病因學説也不見得因爲能夠清楚地窺視病原體的外形及其特性就在保健養生、臨床治病、以及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具備特別的優勢。所以筆者以爲，只要能夠完全勝任醫學的基本職能，中西醫學術概念的特性如何並不重要，即使不理解亦然。

顯然，為了達到實質化的目的，將中醫病因學説的“六淫”概念歸納為自然現象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種荒唐，完全不屬於醫療學術行爲，所以說這類詮釋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學術價值。

上述表明，對於醫學來説，任何試圖將中醫的病因學說進行所謂“實質化”的做法可以説是毫無意義的；或許正是基於上述原因，[中西醫結合]論者始終都在迴避對於中醫病因學説概念進行實質化的研究。

此外，關於“腰為腎之外府”的説法也常常會令那些[中西醫結合]醫者摸不着邊。因爲中醫理論認爲腰既為腎府，就必定需要腎氣來充盈，故而機體腎氣充足時腰壯無疾，腎氣虛衰者則現腰痠不適。而且腎氣虛衰者外邪易滯腰府爲患，或為風寒濕邪淤滯，或為氣血離經淤阻；故而腰痛一疾，均與腎虛相關。

基於上述理念，中醫臨床常以驅邪通經止痛治其標，繼而以補腎壯腰治其本，以降低或杜絕腰痛症的復發，即使最令西醫頭痛的腰椎間盤突出症亦然。腰與腎的上述緊密關係如若站在西醫實質思維的角度也是無法理解的。事實上，“腰府”與“腎氣”的概念也都屬於模糊思維的範疇，依據解剖的角度來看，“腰府”並不存在能夠納物的空腔，而“腎氣”也無法從實驗室研究中得出具體的成分及其分子結構。

上述論述清楚地顯示，中醫學說的許多學術概念都不具備相對應的實質物體，根本無法依據現代科技還原論的實質思維模式進行相關探討。不過應該懂得，這種模糊的中醫概念隸屬於有別於現代科技思維的另一種學術思維模式—-整體論；所以說，對於具有模糊特性的學術概念輕言不科學是無知的表現；也正是這許多模糊的學術概念，組成中醫學說這種相當嚴謹的整體醫學體系。

其實，中醫也有一些學術概念具備着相對應的實質物體，譬如眼、耳、鼻、口、舌等五官，都有着實質的解剖器官相對應，只不過這種概念在中醫的學術結構中並不佔主導地位；而且也無需作進一步的深化解剖探究。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中醫“五官”的概念具有相對應的實體，但其依然還是從屬於中醫的模糊學術範疇之内，與西醫的解剖概念應該不存在共同之處。譬如中醫理論認爲“肝開竅於目”。《素問•五臟生成篇》說“肝受血而能視”，肝血不足則兩目乾澀，視物不清；因而臨床治以四物湯加味培補肝血而明目。

由此可見，中醫學術概念中的“肝”與“目”之間的重要關聯，既有着上述模糊的學術理論支持，也有着有效的臨床診治案例作為佐證，絕非那種求神拜佛式的無稽之談。當然，“目為肝竅”的中醫學術理論對於西醫來説肯定是無法接受的。

所以說由於學術結構的不同，中西醫之間存在着顯著的學術概念差異，沒有必要將二者對立起來，也沒有必要認定應該人爲地強行將二者捆綁在一起，否則就訓斥人家不科學。就像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一樣，雖然同為宗教，但二者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教義差別，沒有人會笨到要試着將兩种不同的宗教理念對立起來、或者[結合]在一起。

● 嚴謹的學術理論能夠指導臨床診治幾乎所有的疾病。

我們知道，西醫臨床存在着許許多多的“疑難雜症”与“絕症”，這是西醫的學術結構所決定的。因爲在目前階段，西醫通過基礎醫學的實驗室研究，暫時還無法認識這些疾病發生的原理、並找出有效的治療經驗。這就是作爲經驗醫學–西醫在臨床診治疾病方面所存在着的許多局限。

譬如外傷性截癱症。西醫的學術理論認爲該病的主要病理為脊髓神經損傷所導致，而處於目前階段的西醫學術認知還僅僅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其臨床診治水平還依然無法修復這類損傷，因而許多這類疾病患者都在苦苦地期待着西醫的基礎醫學能夠通過基因療法、或者幹細胞療法幫助他們。

事實上，這種疾病通過中醫的經絡理論並不難治療，一般在治療1-2個月之内就可以見到明顯的療效。筆者在洛杉磯曾經治療過兩例該病患者，都是在很短時間之内見到療效（諸如出現腸鳴音，小便控制能力增強，軀體的感覺明顯下移，肢體的活動能力改善等等）。

問題是許多人出於對於西醫的迷信，寧願選擇那些並不成熟的西醫療法、甚至願意長久地等待西醫實驗室研究的成果。筆者以爲，由於“中樞神經功能不可能修復論”屬於西醫對於中樞神經細胞類疾病臨床診治的“終審”；也就是說，西醫的學術理論已經認定這類疾病屬於不治之症，因而這種研究的成功有可能成爲患者遙不可及的奢望。

或許是由於患者對於筆者的上述療效還不滿足，或者是由於醫療保險支付有限等原因，筆者的兩位外傷性截癱症患者最後都選擇自行中斷筆者的治療；其中一位希望能夠得到南加某中醫院校老師們的更好幫助，而另一位則在筆者車禍受傷期間選擇囘臺灣接受西醫治療，期望能夠得到更好的療效。不過盡管如此，筆者還是始終認定中醫療法能夠幫助他們，並有着充分的信心與耐心等待着接受這類挑戰。

顯然，筆者如此“狂妄”並非出自於筆者具有什麽特異功能，而完全是仰仗着中醫學術的威力，仰仗着中醫完整的“理法方藥”臨床診治規律。事實上，中醫醫學體系内存在着許多具有臨床意義的有效學術理論（諸如經絡學説、臟腑學説等等），中醫學説理論體系中的所有生理、病理、病因、診斷、治療等各種具有模糊學術概念的理論層層相扣，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醫學學術體系。

我們知道，以整體調節作爲指導思維的中醫藥療法對於幾乎所有的疾病，都能夠進行有效的調節。不過應該明瞭，中醫對於疾病的認識並不在於任何檢驗數據，而是通過“四診”所收集到的臨床體徵；這種完全不同於西醫的診治疾病方式，其臨床療效的認定則只能依據中醫的學術規則。

我們以胃腸型感冒為例來説明。据報道，前不久美國新州曾出現胃腸型感冒大流行，面對許多患者出現噁心嘔吐、瀉水樣大便不停、以及惡寒發燒等病症，西醫臨床表現得手足無措，缺乏有效的應對方法。顯然，出現上述現象不應該責怪臨床醫生，主要是由於西醫實驗室始終沒有找到治療這種疾病的有效療法，從而導致臨床醫生缺乏應對措施而使得該病流行肆虐。

事實上，治療這類疾病對於中醫來説屬於輕而易舉的事情，筆者每年都曾治療過無數的類似病例，均為一次針灸、推拿，三天中藥而愈。其實這類疾病的中醫病理診斷只是簡單的外感風寒，内傷濕滯，屬於典型的藿香正氣散證，只需要進行上述治療，就可以立即見效。

從病因來看，風寒濕邪的概念比起病毒的理念來説格外模糊。從病理來看，風寒束表，衛陽被鬱，則見惡寒發熱；濕滯胃腸，胃氣上逆則為嘔惡；濕邪困脾，脾氣下陷則為水瀉。在這裡我們僅看霍香正氣散的組方用藥即可窺知中醫治病的原理。

藿香正氣散主要由大腹皮、香白芷、紫蘇葉、白茯苓、老陳皮、川厚樸、苦桔梗、半夏曲、炒白術、廣藿香、炙甘草以及生薑、大棗等13味中藥組成，其中藿香既能辛散風寒，又能芳香化濁，量大為君藥；蘇葉、白芷辛香發散，助藿香外解風寒，内化濕濁；半夏、陳皮燥濕和胃，降逆止嘔，白術、茯苓健脾運濕，和中止瀉；厚樸、大腹皮行氣化濕，暢中除滿；桔梗宣肺利膈，解表化濕；生薑、大棗、甘草調和脾胃，調和藥性。諸藥相伍，使得風寒外散，濕濁内化，清升濁降，氣機通暢，諸症自愈。

我們從上述中醫學術概念中可以看出，藿香正氣散具有解表和中，理氣化濕的臨床功效，專治外感風寒，内傷濕滯這類[病態證型]，正好與該證的病機基本相符，故而能夠一藥而效。而這種療效當然就只能夠通過觀察患者嘔吐、腹瀉、發燒等臨床體徵的消失來認定，至於導致疾病發生的細菌、或者病毒是否已經得以殺滅與控制的問題，對於傳統中醫來説，一般並不具有相應的學術意義。

上述顯示，所謂藿香正氣散證的病因、病理、診斷、治療無不透着“模糊”的氣息，與西醫的學術理念大相徑庭，故而大凡具備實質思維理念的人都無法從中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那種學術結論。不過理不理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爲臨床醫學，必須能否實施自己的基本醫學職能才最爲重要，我們從藿香正氣散的證治規律就可以清楚地窺見中醫學術規律的嚴謹及其有效性。

筆者以爲，中醫學術概念的模糊特性主要為中醫的學術結構規律所決定的，這種客觀事實是不需要否認的；筆者上述的顯著臨床療效、以及古往今來所有傳統中醫師的臨床有效醫案都足以證實，學術概念的模糊並不等於學術結構的不合理。而正是由於擁有這種學術結構、才有可能給中醫臨床治病帶來西醫臨床所缺乏的顯著療效，中醫學說就是以這些模糊學術概念作為主體結構、而組合成爲目前這種相當嚴謹而完善的整體醫學體系的。

無數臨床案例業已證實，依據中醫的各種學術理論，中醫師基本上完全能夠有效地面對所有的臨床疾病；不僅治療常見病如此，治療“疑難雜症”與“絕症”也如此，就是面對從未出現過的SARS一類疾病的流行也是如此。

人們不會忘記在SARS病流行期間，中醫師運用溫病學説的理論很快就能十分有效地治愈該病，而當時的西醫臨床僅僅還只是檢驗出“輪狀病毒”的致病病原體而已；不僅如此，經西藥治療之後的許多患者甚至都還留有肺空洞、骨壞死等諸多後遺症。

從學術專業的角度來看，中醫臨床對於[辨證論治]的要求相當嚴謹，可以說，中醫師臨床治病遠比西醫複雜得多。我們知道，西醫醫生臨床治病相對簡單一些，因爲西醫的基礎醫學已經為臨床醫生制訂出系統的疾病診治規範，臨床醫生只需要觀察各種檢驗數據，再依據實驗室所設計的方案進行臨床診治就得了。而中醫師則沒這麽好命，首先必須通過“四診”收集患者的病態體徵，然後再依據所收集到的臨床症狀、運用中醫的基礎學術理論來進行個案的[辨證論治]，而且必須真正做到“藥證相符”才有可能奏效。

筆者曾經治療過一位女性尿血患者，其尿血一週數次，兼見骨蒸潮熱，盜汗顴紅，舌紅脈細等陰虛火旺體徵。[辨證]顯示患者尿血的病機為腎陰虧虛，相火妄動，灼傷脈絡，以致逼血外出。筆者治以滋陰降火，安絡止血，方用知柏地黃丸加減。很快，患者的尿血等症狀立即隨藥而愈。

其後不久，這位患者的兒子在尿檢過程中突然發現紅細胞計數超標，故立即請筆者予以調治。患兒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其他症狀（如神疲、倦怠、納呆等）也已經顯示出其中氣虛衰的病態體徵。筆者經[辨證]後認定患兒屬於脾不統血證型，治以補中益氣湯加味而愈。

從上述母子二人的尿血症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同為尿血，但其中醫[辨證]的診斷結論則完全不同，母親屬於虛熱證型，而兒子則屬於虛寒證型，二者之間的[病態證型]的寒熱屬性絕然相反，如若讓母親服用補中益氣湯、兒子服用知柏地黃丸就慘了，一定只會加重尿血症狀。

由此可見，中醫臨床“一證一方”的學術規律是非常嚴謹的，容不得半點疏忽。也就是說，中醫臨床必須嚴格地遵循“有是證服是方”、“證治相符”等學術規律，否則不但無效，而且還有可能會出現毒副反應。

在上述病例中，筆者通過[辨證論治]，認爲母親尿血的直接原因為“虛火逼血外出”，而虛火的形成則由於“陰虛”所致，如果沒有“骨蒸潮熱、盜汗顴紅、舌紅脈細”等系列臨床脈症的支持，就無法得出“陰虛火旺”的診斷，也就更談不上制定和使用知柏地黃丸加減的治療方案。而對於其子的診治也是一樣，沒有“納呆、神疲、倦怠、脈弱”等臨床脈症的支持，也就無法得出“脾不統血”的[病態證型]診斷而治愈疾病。

從上述母子倆人同屬尿血、其治各異而取效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醫學説的臨床[辨證論治]雖然暫時還令某些人難以理解，但其學術結構規範卻是相當嚴謹的；如若臨床運用不當，即有可能出現“虛虛實實”、“寒寒熱熱”等低級錯誤。
筆者還曾經治療過一例頑固性遺精症。患者當時年僅40餘嵗，一般每週遺精4-5次，尤其是在看過男女之間親熱（即使是接吻）的鏡頭，當晚必定遺精2-3次。患者爲此病苦惱多年，而且多方求醫均無效驗。

究其原來所使用過的“名醫名方”不難發現，其治療不外補腎攝精；患者對於山茱萸、熟地、金櫻子、菟絲子等中藥也不勝其熟，但卻始終無法取得預期的療效。對於此證，筆者並不認爲原先的中醫師[辨證]失當，其不效之主因在於許多醫者忽視了“患者看接吻鏡頭就會多次遺精”的重要體徵，因爲這個病態體徵明顯地顯示出患者心神不安的問題；神不安則精易動，因而筆者在大批補腎攝精藥中加入酸棗仁、遠志這兩味安心神的藥物，其症即刻痊愈。

顯然，上述幾例醫案較爲清晰地顯示出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精妙與嚴謹；而且對於西醫業者來説，上述案例的學術思維是無法理解與接受的；同時這些患者也都曾求助於西醫、而臨床醫生都曾表示出無奈。

由此可見，雖然上述陰虛火旺、脾不統血、腎不攝精、心神不安等中醫學術概念都具備着顯著的模糊特性，但卻都能十分有效地指導着中醫臨床的診治過程、並取得顯著的臨床療效。所以說，學術概念的屬性如何不應該作爲是否科學的依據，我們不應該重蹈胡適先生那種狹隘的實質科學觀念之偏見，而應該客觀地將科學醫學的衡量標誌放在觀察其是否能夠有效地實施醫學的基本職能方面。

正如前述，中醫臨床診治疾病與西醫絕然不同，西醫臨床主要依據其實驗室所研究出來的診治經驗進行治病，臨床醫生只需照章辦事就行了；而中醫屬於理論醫學，臨床醫生必須依據中醫的基礎學術理論對於患者症情進行[辨證論治]，只要是藥不對證，就必然難以取得顯著療效。

而且，西醫臨床只能依據其基礎醫學從實驗室所研究出來的學術思維及其診治規律，治得好是現代醫學的學術水平高，治不好則是患者的病情太重而無法醫治，臨床醫生幾乎毫無變通可言。而中醫臨床則不一樣，只要臨床醫生能夠準確地運用相關的中醫學術理論指導，能夠真正做到[藥證相符]，一般都能取得較爲顯著療效；如若無效，臨床醫生則需要重新檢討自己的診治是否還不夠準確、以及如何重新進行[辨證論治]等問題，以期達到[證治相符]的有效診治狀態。正如《内經•九針十二原》中所言：“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

從上述這個特色中我們還可觀察到中醫臨床的學術優勢，那就是中醫不存在所謂的“疑難雜症”與“絕症”的概念。中醫“有諸内者形諸外”的學術理念顯示，疾病的發生與發展取決於機體内環境的陰陽失調所致，因而其診治疾病的規律也必須着眼於機體的整體調節之上，所謂“扶正祛邪”、“陰陽糾偏”等[辨證論治]的過程決定着中醫能夠通過對於機體進行整體調節而治療幾乎所有的疾病（除病入膏肓者之外）。

所以說，中醫學説的臨床[辨證論治]既有着較爲嚴謹的學術規律，也有着相當靈活的臨證變通；面對千變萬化的臨床疾病，中醫[辨證]就必須有着千萬個[病態證型]與其相對應，而且臨床治療也必須有着千萬種相對應的療法與方劑。

從臨床治病的角度來看，中醫這種臨床診治疾病的學術規律比起西醫臨床來説應該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只不過需要我們廣大中醫業者多花精力，能夠切實熟練地掌握、並運用[辨證論治]等診治規律，並能夠盡量做到[藥證相符]的準確性。對於中醫業者來説，名醫與庸醫的區別全在於此。

綜上所述，中醫學術概念的模糊特性，並不影響中醫學說整體學術結構的嚴謹，也正是由於這種模糊的學術特性，才有可能使得中醫能夠自如地應付臨床上幾乎所有的疾病。

譬如：中醫沒有腦細胞的概念，所以中醫臨床能夠有效地調治許多被西醫判為“絕症”的多種腦部疾病；中醫沒有中樞神經的概念，所以中醫臨床能夠有效地調治外傷性截癱症；中醫沒有病原體的概念，所以中醫臨床能夠依據溫病學説有效地治療一度讓世人恐慌的SARS一類的所謂新型流行疾病；如此等等。

中醫這種既模糊而又嚴謹的學術結構決定着中醫臨床能夠治療被西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許多疾病，其必要條件就是中醫藥療法必須在中醫學術理論的指導之下進行；假如哪位中醫師願意在臨床上改換西醫的實質思維理念，也就是說，這位中醫師將進行整體調節的中醫藥療法用於西醫臨床作爲對抗療法，其結果，他不但會失去中醫臨床本身的療效優勢，而且其臨床療效甚至還會不如使用西醫藥治療。

其實原因很簡單，強大的西醫基礎醫學經過反復論證之後已經認定：中樞神經細胞的功能是不可能修復的，退化的器官組織功能也是不可修復的，即使使用中醫藥療法也會如此，因而我們那些重新改換學術思維理念的“中醫師”不但不可能改變這一規律，而且還有可能失去中醫自我。

此外，依據西醫的學術規律，任何新型流行疾病出現時，必須找出相應的病原體之後才能提出合理的治療措施；這也是西醫臨床面對突然而至的SARS、胃腸型感冒、新型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之所以手足無措而慢半拍的主要原因。

而面對上述問題，那些改換學術思維理念的“中醫師”由於失去溫病學説、臟腑學説等中醫學術理論的指導，而且他們自己也不具備相關的實驗設施與實驗手段，因而也就只能耐心地等待着西醫實驗室研究找出相應的細菌、病毒之後，才能開始嘗試着觀察使用中醫藥療法殺滅相關病原體的可能性。當然，這種等待與試用必然會使得自己失去臨床治病的良機，以至於比已經慢了半拍的西醫治療還要慢得多。

總而言之，筆者以爲，中醫學術概念的模糊特性並不屬於難見公婆的丑媳婦，更不能説明中醫的學術結構不科學。這種模糊學術結構模式只是有別於現代科技實質思維的另一種學術思維方式而已，就像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英國著名天文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先生所提出的“物質”與“反物質”的學術見解一樣，或許沒有多少人會認爲“物質”思維屬於科學、而“反物質”思維就屬於僞科學吧？！

世界學術研究思維本來就應該具備多元性，沒有理由規定某种學科的學術結構一定得遵循現代科技還原論的實質思維方式，只有那些並不是真正懂得科學學術規律的人才會干擾其他學科的學術規律，也只有那些並非真正懂得中醫學術規律而盲目追求“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人才會以爲中醫沒有與時俱進。

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儘管當局極力提倡中國傳統醫學，十分肯定中醫學說的傳統價值；但在整個中醫系統範疇之内，卻廣泛地存在着違背中醫學術規律的管理方式。究其實質根源，那些居於中醫專業管理高位的人基本上都不太尊重中醫學說的模糊思維概念，反而總是試圖將西醫的實質思維理念強行注入中醫專業之内。

這種改造體現在中醫專業的所有方面，包括中醫教育、中醫學術交流、市場經濟型的管理、中醫西醫化、中藥西藥化等等各個層面；於是，傳統的中醫典籍被列入選修課程，而西醫的許多學術内容卻被堂而皇之地列入必修課程；幾乎所有的中醫雜誌都成爲推銷[中西醫結合]的刊物，而真正宣傳傳統中醫學識的專門陣地基本上已被侵蝕殆盡。

由於推行市場經濟，廉價的中醫藥療法無法維持臨床醫療部門的生存，某些中醫院只得引進許多對於中醫臨床毫無指導意義的西醫檢驗設備以“創收”；而更爲重要的是處於這種[結合]狀態之下的中醫院常常因此而無法接受傳統的中醫業者，從而逼得中醫學子不得不放棄重要的中醫典籍學習、轉而趨就西醫學識。

至於“仿中醫療法”的泛濫、中藥的臨床使用西藥化等等，也已經使得中醫藥臨床事故層出不窮。上述顯示，出於人們對於中醫模糊思維結構的偏見，“中醫現代化”、“中醫科學化”已經成爲顛覆傳統中醫藥知識結構的遮羞布幔。

事實上，這類不尊重中醫學術規律的所有做法都在嚴重地傷害着中醫事業，使得傳統的中醫臨床學術理念受到嚴重的扭曲而變味，從而逐漸失去顯著的中醫臨床療效，從而不斷地出現中醫藥中毒的臨床事故，並使得真正的傳統中醫業者逐漸趨於凋零。

顯然，敢於直面中醫學術概念的模糊特性，是堅持傳統中醫學術理念的關鍵之一。所謂[中西醫結合]的唯一目的就是試圖否定中醫這一學術特點，變中醫的模糊思維概念為西醫的實質概念，變中醫療法為西醫化的[仿中醫療法]。當然，這種非驢非馬的中西醫凑合式的“騾子醫學理念”由於違背着正常的學術規律，肯定是沒有出路的；筆者甚至敢於明確地預言，當中醫學說被摧殘殆盡之時，也就是[中西醫結合]的殉葬之日。

筆者在此再次感謝這位不知名的女中醫師，正是由於她的認真探求，才使得筆者能夠又一次重新審視自己對於中醫學説的學術見解。筆者希望廣大的中醫同仁都能夠參入到這種對於中醫學説的學術探討之中來，因爲這樣能夠提高包括筆者在内的我們公會、南加、乃至整個加州所有的中醫業者的專業學術水準。

可以說，探討傳統的中醫學術理念，不但對於我們南加州中醫業者專業水準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相對不斷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大陸中醫事業來説，還具有保存傳統中醫特色的重要意義；如若他們還不能認真扭轉目前錯誤的中醫專業發展方向，或許在若干年之後，中國本土還得從國外反向輸入傳統中醫學術思維理念的現象也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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