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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侃陽
中醫屬於「道」的醫學，其學術根基建立於整體觀與天人相應的思維體系之上，因此，科技的發展與中醫的發展，並不形成必然的因果關係。由於中醫採取的是宏觀整體性的認知模式，而非對微細組織實質結構的追逐，所以再先進的科技成果，也未必能夠真正詮釋中醫的學術概念。

然而，當前社會卻存在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中醫若不遵循西醫的學術模式，便是不懂「與時俱進」。此種說法表面上看似理性，實則暴露出對中西醫學術規律缺乏基本認識。許多人誤以為，西醫因依附科學技術而顯得「先進」，便將科技工具與醫學本體混為一談，卻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
—醫學是否真正先進，最終仍應回歸其是否能有效完成防病、治病與養生的社會功能，而非取決於其檢測設備有多精密、數據有多繁複。

一旦將「工具」誤認為「本體」，便極易產生違反學術規律的錯誤思維。於是，人們開始執著於以西醫的學術框架詮釋中醫，試圖藉此獲得西醫體系的認可，包括以西醫疾病命名取代中醫病證、以檢驗數據作為中醫療效依據、以西醫標準驗證中醫臨床療效等等。這類思維看似「科學化」，實際上卻是典型的「以西律中」。

問題的核心在於：西醫藉由科技手段所得出的各類臨床數據與影像，對於中醫臨床而言，究竟是否具備真正的學術意義？如若中醫臨床的核心在於「辨證論治」，那麼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以臨床常見的腰痛氣刺症（西醫稱為腰椎間盤突出症）為例。西醫認為，其病理基礎在於髓核突出壓迫到神經或後縱韌帶，因此必須藉助影像檢查確認突出位置，再設法解除壓迫。

但中醫病理學並不存在「髓核突出」這一概念。中醫認為，此病多因腎虛、寒濕瘀阻、經絡不通所致，因此其治療重點在於補腎壯腰、通絡止痛，而非尋找突出髓核的具體位置。更重要的是，無論針灸、推拿或中藥療法，本就不是直接針對髓核本身進行處理。因此，那些影像學上所呈現的突出髓核的形態與位置，對中醫辨證治療而言，往往並不具備實際指導意義。

筆者昔日曾有一位傾向「西化中醫」的友人，其子罹患此病，經中醫治療後症狀痊癒，後來複查時發現突出髓核竟已消失，遂建議筆者以此作為中醫療效案例發表。然而筆者卻並未因此而欣喜，原因很簡單：筆者在治療過程中，從未以「清除突出髓核」作為治療目標，自然也不認為此一影像變化具備多大的中醫學術意義。

不孕症亦然。西醫治療不孕症，往往高度依賴下丘腦—垂體—卵巢軸相關激素數據，包括卵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雌二醇、孕酮等十餘項指標。然而，這些數據對於中醫辨證施治而言，並無根本性的指導作用。

中醫治療不孕症，核心在於辨其寒熱虛實、氣血盛衰、肝腎盈虧，而非直接調整某項激素數值。迄今為止，也未見哪味中藥或哪張方劑，是以「直接矯正黃體酮數值」作為其學術定位。換言之，對中醫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證」，而非數據。

再以流感與瘟疫為例，更能說明問題。現代科技固然能觀察病毒形態、解析其毒理機制，但直至今日，西醫臨床對於病毒性疾病仍缺乏真正能直接消滅病毒的萬全之法。即便疫苗技術日益進步，也經常因為病毒快速變異而失去預期效力。

而中醫對瘟疫的防治思維，重點從來不在「病毒本身」，而在於人體正氣盛衰與寒熱虛實之偏性。中醫所調治的是人體，而非病毒。因此，病毒的顯微結構對中醫辨證論治未必具有決定性意義。昔日「非典」與「新冠」疫情期間的種種現象，其實已再次印證了這種學術差異。
這正說明了一個根本問題：西醫所依賴的科技工具，即使再精密，也未必適用於中醫臨床。譬如顯微鏡倍率再高，也看不到「元氣」的結構；解剖技術再先進，也找不到經絡的實質形態；中醫所言主疏泄之「肝」，亦不等同於西醫解剖學中的肝臟。由此可見，中西醫的學術語言與病理邏輯，本就分屬不同體系。因此，以西醫標準衡量中醫，本身便是違反學術規律之舉。

中醫臨床所調整的是人體病態之「證」，西醫臨床所針對的則是其所定義之「病」。既然思維邏輯不同，其診斷方式、治療原則與療效評價，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所謂「以西律中」的實質，不過是將中醫強行納入西醫話語體系之中。這種思維，與當年余雲岫「廢止中醫」失敗後，轉而主張「強制中醫學西醫」的路線，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別。

更值得警惕的是，西醫本身亦並非完美無缺。例如高血壓病。西醫可以精準測量血壓數值，卻往往只能透過終身服藥維持數據穩定，而難以真正消除導致血壓異常的根本病理。一旦停藥，血壓立即回升。從中醫角度來看，此類治療模式仍停留在「治標」層次。檢驗數據固然精確，但對患者生命狀態的真正改善，未必如表面所見那般理想。

歷史上，西方醫學亦曾由古希臘整體性的平衡醫學，逐漸轉向建立於解剖學基礎之上的還原論醫學。而今日若以同樣方式再一次試圖將中醫徹底「西醫化」，再重複一次希臘平衡醫學的老路，毫無醫學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其結果極可能不是「發展中醫」，而是最終消滅中醫。因為，中醫一旦失去自身學術思維的主導，中醫便不再是中醫。

總而言之，中西醫由於學術思維結構不同，對科技的依賴程度自然大相徑庭。建立於解剖學與微觀病理基礎上的西醫，必然需要科技作為支撐，因此其發展模式只能不斷「與時俱進」。

而中醫作為建立於整體觀與理論推演基礎上的醫學體系，其核心價值並不依附於科技工具。即使在遠古時代，中醫依然能夠透過觀察天地運行、陰陽變化與人體反應，逐步建立自身完整的理論結構。因此，中醫的發展規律，本就不同於西醫。
真正應該被尊重的，不是誰模仿誰，而是各自學術規律的本身。

如若無視中醫自身學術結構，一味以西醫標準要求中醫「與時俱進」，甚至據此否定中醫的學術合理性，無異於要求和尚為了證明自己「進步」，必須改念《聖經》。

Comments Off on 論「與時俱進」——中醫學術不應陷入「以西律中」的迷思中(二)

中醫學術思維並不屬於還原論範疇，因此，中醫理論的發展未必隨科技進步而同步推進。換言之，所謂「與時俱進」的觀念，對於中醫學術理論而言，並不構成必然規律。

近代以來，西醫憑藉科技迅速發展，許多人因此自然聯想到中醫「停滯不前」的現象，進而得出「中醫落後於時代」的結論。他們認為，中醫之所以發展緩慢，是因為沒有「與時俱進」，必須依賴現代科技才能完成自身革新。持此觀點者並不在少數；即便撇開惡意貶抑中醫者不談，許多真正關心中醫前途的人，也同樣抱持類似看法。

然而，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釐清幾個根本前提：第一，中醫的發展是否真的落後於西醫？第二，中醫理論的演進，是否一定要建立在科技進步之上？第三，中醫的學術規律是否必須遵循西醫模式？

首先，回顧中西醫的歷史發展脈絡，便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我們知道，西方醫學源於古希臘的「平衡醫學」，被尊為「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所倡導的「四元素說」，其實與中醫陰陽五行學說，同樣屬於整體論思維範疇。

如若從學術史學的角度觀察，西醫真正走向「實質思維」的轉折點，應始於公元二世紀羅馬時代的蓋倫；他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與胚胎學，將西方醫學奠基於動物解剖與生理實驗之上。其後，十七世紀義大利醫學家馬爾切洛·馬爾皮基將顯微鏡引入醫學研究，觀察到毛細血管與腎小球等微觀結構，西醫遂逐漸從人體解剖，進一步邁向細胞與病理層面的研究。

自此之後，隨著顯微鏡、化學、生物學等科技工具不斷進步，西醫才逐步發展成今日以微觀研究為核心的醫學體系，並進一步進入基因與分子生物學時代。換言之，西醫的學術發展，本質上高度依賴科技工具的演進，也可以說是「拄著科技的拐杖」一路發展而來。

因此，科技的飛速進步，只能說明西醫獲得了更精密的研究工具，並不能由此推導出：中醫若不依賴科技，便無法發展；更不能因此認定，西醫完成醫學職能的能力必然高於中醫。

事實上，即便今日西醫已獲得科技的高度加持，其對大量疾病的認識與治療仍存在巨大限制。許多疾病至今仍原因未明，或雖有病理機制解釋，卻依然沒有有效療法。更重要的是，現代西醫在發展過程中，同時也產生大量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這意味著其醫學體系距離真正成熟，仍有相當長的道路。

若以蓋倫時代作為西醫實質醫學的起點，彼時大約處於東漢末年。就在這一時期，張仲景著成《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架構，使中醫形成理、法、方、藥俱備的完整診療體系。可以說，在西醫尚處萌芽階段之時，中醫就已經建立起一套成熟而穩定的醫學結構體系。

而此後中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理論的充實與完善方面，而非推翻重建。其原因正在於：中醫的理論基礎並不依附於科技工具，而是建立在天人相應的客觀規律之中，是建立在整體觀與辨證思維之上。因此，中醫即使在古代科技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持續深化與發展。從這個角度而言，中醫其實比西醫更早進入成熟階段。

其成熟性，體現在它能夠以自身理論解釋人體生理與病理現象，並透過整體調節的思維處理臨床疾病。中醫臨床所涵蓋的病域，往往遠較西醫廣泛；其學術結構本身亦兼具養生、防病與治病功能，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局部病灶處理之上。更為重要的是，中醫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無法被西醫模式強行套用。

回顧歷史便可發現，中醫每一次重大突破，幾乎都與臨床現實需求密切相關。東漢瘟疫流行，促使醫家深入研究《黃帝內經》並整理民間經驗，最終形成傷寒學說與六經辨證；清代溫疫大盛，六經辨證不足以全面應對，遂進一步發展出溫病學說，以及衛氣營血辨證與三焦辨證。在這些關鍵發展過程中，中醫理論的進步，並非依靠科技革命，而是來自於對臨床現象的重新認識與學術思維的深化。

反觀近代，中醫發展空間之所以受到壓縮，更多源於制度與教育層面的問題。西醫藉由保險制度與現代醫療管理模式，迅速壟斷醫療市場；而中醫教育又長期西醫化，培養出大量「西化中醫」，逐漸失去自身學術主體性。這些因素，才是中醫發展受限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便如此，中醫仍然存在廣闊的發展空間。例如現代文明病、慢性病、醫源性疾病、藥源性疾病，以及大量西醫仍缺乏有效處理方式的疑難疾病，都為中醫提供了重新發揮價值的場域。

尤其在 SARS疫情與 COVID-19疫情期間，中醫皆在臨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至少說明：傳統中醫體系並非毫無現代價值，更不應被簡單視為「落後醫學」。

明代醫家張介賓曾言：「醫不貴於能愈病，而貴於能愈難病。」醫學的核心價值，不在於擁有多少先進儀器設備，而在於能否真正完成防病、治病與養生的基本職能。因此，真正必須「與時俱進」的，其實更可能是西醫。因為西醫的研究路徑，本就建立在對微觀結構的不斷深入，而這種深入離不開科技工具的持續進步。

反觀中醫，其本質屬於理論醫學，臨床運作強調「以道馭術」，核心在於辨證思維，而非實驗室模式。因此，中醫與科技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依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科技對中醫毫無作用，針具、火罐、中藥劑型等技術層面的改善，當然有助於臨床便利性。然而，這種進步主要停留在「術」的層面，而非根本理論層面的改造。

一旦超越此界限，便可能產生嚴重問題。例如中藥注射劑，實際上就是以西醫注射模式強行套用中藥，其結果往往違背中藥原有用藥規律，前者注射刺五加劑導致十幾人死亡的重大醫療事故應該得到重視，還有經常發生的違背中醫[辨證用藥]規律所導致的中藥中毒事故更應該予以杜絕，其杜絕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回歸中醫用藥規律。很顯然，這種「以西律中」的做法，不能稱為真正的進步。

有趣的是，近代部分頂尖科學家反而對東方整體思維表現出高度重視。被譽為「量子論之父」的尼爾斯·玻爾在接觸陰陽理論後深受震撼，甚至以太極圖作為自身爵士紋章，並刻上「對立即互補」之語，用以象徵其互補理論。

結合史蒂芬·霍金等現代物理學家的部分觀點來看，當科技發展到極深層次時，許多單純依靠還原論無法解決的問題，反而開始需要整體論思維的介入。這也說明：古老，並不必然等於落後；傳統，也未必意味著過時。

總而言之，科技成果終究只是醫學工具，而非醫學本身。以一個高度依賴科技工具的實驗醫學，去衡量一個建立於整體論之上的理論醫學，本就容易產生錯位；更何況，若以「科技更新速度」作為唯一標準，進而指責中醫沒有「與時俱進」，其實恰恰忽略了中西醫在學術結構上的根本差異。

Comments Off on 論[與時俱進]—-中醫學術發展的規律問題（一）

吳侃陽

《刺胳針精神病學》（The Lancet Psychiatry）醫學期刊2021年4月6日刊載了哈裏森（Paul Harrison）、塔克（Max Taquet）等學者所撰寫的一篇有關新冠肺炎對大腦健康影響的研究報告，他們在追蹤了逾23.6萬新冠肺炎痊愈患者的健康記錄後發現，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神經和精神疾病，其中最常見的病症為焦慮和情緒障礙。

筆者以爲，上述統計數據并不準確，因爲還有更多的未感染民衆由於對新冠肺炎的恐懼而罹患了焦慮和情緒障礙症。筆者以爲，人們之所以會感到恐懼，主要是由於該病的傳染性較大、處於主流地位的西醫臨床對於病毒性疾病無藥可治、而且其治療後依然存在嚴重的後遺症問題等三個主要因素所導致。

在治療方面，由於西醫臨床治療感染性疾病主要採用直接殺滅病原體的思維方式，其臨床治療新冠肺炎自然不會脫離這種模式；但是由於西醫目前還缺乏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所以其臨床治療只能依靠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來應付，藉以期待患者的自愈；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將這類疾病歸類為[自限性疾病]。

面對主流醫學對於瘟疫的無奈，人們一般都會聯想到如若自己罹患到瘟病，就相當於直接面臨死亡的威脅。臨床事實的確是這樣，在西醫臨床治療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患者病情發展的好壞都只能寄希望於患者自己的命運，命大的患者或許會因爲體質因素可以活得過來，許多命薄的患者則會由於身體虛衰而挺不過去。很顯然，美國疫情死亡人數高達幾十萬人的事實本身就能夠證實這一點，面對如此慘狀，人們出現焦慮和情緒障礙的恐慌心理當然是一定的。

問題在於西醫制服不了瘟疫，并不等於就是面臨世界末日；如若人們能夠認識到中醫臨床治療瘟病的學術優勢，就不會存在上述問題了。事實上中醫治愈瘟病的療效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零死亡紀錄就是明證；在筆者所收治的瘟病案例中，從初診時間算起，核酸檢測陽轉陰的平均時間僅爲九天，而且患者自行前去檢測核酸時間點都是在其病態體徵基本消失之後，所以筆者在臨床實際治愈瘟病的時間應該少於九天。僅從上述事實，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看到中醫在臨床治療瘟病方面的學術優勢。

中醫臨床治療主要是通過改變瘟病患者的病態證型，依據中醫整體調節治病思維進行相應的辨證論治，而不是遵循西醫臨床直接殺滅病毒的學術規律。所以說無論是誰，只要使用中醫藥療法抗疫，一定都得遵循中醫的這條[道]，捨此必然無效；道理很簡單，就是中醫同樣也不存在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故而中醫臨床走直接殺滅病毒的途徑一定是一條死路。

筆者從自己所收治的十幾例痊愈醫案中體會到，只要患者能夠儘早接受中醫臨床治療，痊愈是一定的，臨床治療過程也是較爲輕鬆的，多數案例的痊愈僅僅只需要幾天的治療時間；即使是已經出現呼吸障礙的重症瘟病患者，中醫也能夠通過寬胸祛痰的學術理念進行治療，改善患者的呼吸狀況而逐漸痊愈。

筆者的許多患者朋友都認識到，面對瘟病肆虐，除了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之外，還需要懂得在患病的第一時間尋求中醫臨床治療的重要性。由於他們相信中醫臨床完全能夠幫助自己康復，所以她們都表現得相當平靜，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焦躁情緒。

其次，近期有不少學者觀察到新冠肺炎後遺症的問題，發現有許多核酸檢測轉陰的患者身上仍然遺留著所謂的[新冠後遺症]，有的甚至在半年後死亡。筆者有位已經復查核酸陽轉陰的新冠肺炎“痊愈”患者，從三月份直到現在，幾個月來一直頓咳不已，服用德爾西姆（Delsym）、潑尼松（Prednisone）等西藥也只能短暫地控制一下；不停的連續咳嗽令患者痛苦不堪，甚至還表達出厭世的情緒。

筆者以爲，所謂[新冠後遺症]問題的出現，除了有些出自於某些西藥的毒副作用之外，其主要因素還是應該歸類爲西醫臨床缺乏對於患者瘟病病態體徵的重視，當然也包括其無法徹底消除這些後遺症問題。這是令民衆感到恐懼的第二個重要因素，美國擁有610家連鎖餐廳“德克薩斯客棧”（Texas Roadhouse）的創始人和CEO肯特·泰勒（Kent Taylor）由於不堪新冠肺炎後遺症的折磨，在2021年三月份自殺身亡。

新冠後遺症問題源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出自於西藥的毒副作用。我們知道，所謂[藥源性疾病]問題一直都在困繞著西醫，這個問題除了來自西藥本身的毒性成分之外，還與西醫臨床的局部對抗學術思維規律密切相關；所以也可以説是靶點治療的副產品，這種毒副作用一直是他們無法克服的臨床痼疾。表面看來，西醫的“靶點治療”比較直接，取效也較快，但其“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靶點治療常常會給患者機體帶來較大的傷害。如若有人對此不以爲然，可以在弄清楚瑞德西偉、奎寧、地塞米松等抗新冠病毒西藥對於人體的毒副作用之後再來批駁。

其實西藥毒副作用問題的答案早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就有了，西醫臨床當時所治愈的患者在數年之後，基本上都會因爲大劑量使用抗生素與激素所導致的肺纖維化和股骨頸壞死而失去正常的生活能力。而中醫臨床當時所救治的患者基本上都不存在這類問題，因爲只要是嚴格遵循中醫[有是證，服是方，用是藥]的用藥規律，整體對抗治療思維根本就不存在上述毒性問題。

另一方面，應該説西醫臨床的診治規律是導致出現新冠後遺症的關鍵因素，筆者如此認知并非空穴來風。我們知道，對於瘟疫來説，西醫臨床療效的認定僅僅只是觀察核酸檢測結果是否由陽轉陰；而核酸檢測所反映的問題也僅僅只是觀察患者體内是否還存在病原體抗原而已；在西醫臨床，瘟疫給患者機體所造成的傷害常常都會被忽略掉，他們對於患者“痊愈”後身體還存在哪些病態體徵等問題並不在意，中國某位抗疫權威在非典期間就曾經說過“失去生活能力總比死去要好”，這種無情之言至今還令人難以忘懷。

由此可見，核酸檢測陰性的結論並不能説明患者機體完全恢復到健康狀態，許多被確診為[治愈]患者的機體依然還存在著多種病態體徵，這些被他們歸類為所謂的[新冠後遺症]正在長期折磨著人類；當然，西醫臨床對於某些病態體徵（如失嗅等）並不具備有效療法也是客觀事實。

顯然，被宣佈“痊愈”的新冠肺炎患者不斷出現的新冠後遺症、乃至死亡等問題深深地刺痛人們的心，他們好不容易從瘟疫中僥幸活過來，卻又得重新面對如此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要説讓人不產生焦慮和情緒障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人們從中醫臨床治療瘟病中觀察到，中醫臨床所治愈的瘟病患者身上根本就不會存在後遺症問題；昔日抗擊非典瘟疫治療如此，如今抗擊新冠肺炎瘟疫治療也是如此。中醫臨床的這個現象對於西醫來説是不可思議，但在中醫臨床則爲理所當然，不存在所謂新冠後遺症問題的現象主要是由中醫臨床整體調節的治病思維所決定的。

我們知道，所謂中醫“治本”就是通過對於罹患疾病的人進行整體調節，扶正祛邪，使其身體恢復到健康狀態的方式來戰勝疾病；而整體調節的治病思維規律只能通過辨證論治來實現，所謂“證”就是中醫的臨床診斷，中醫臨床就是依據“證”所顯示的機體陰陽偏盛偏衰而進行有效糾偏治療的。

中醫“有諸内者行諸外”理論認爲，患者體内存在著病態證型，就一定會出現相關病態體徵；而中醫臨床通過[四診八綱]收集患者各種病態體徵和舌脈徵象，就能夠準確地斷定患者的病態證型。所以中醫臨床通過糾正患者的病態證型，就能夠糾正患者的陰陽偏盛偏衰，使其處於陰平陽祕的健康狀態。由於患者的“諸内”安寧，所以行之“諸外”的病態體徵（症狀）則會完全消失；既然無“症”，何來“後遺症”之説？由此可見，中醫臨床的辨證論治學術思維觀不僅能夠治愈瘟病而不會遺留後遺症問題，甚至對於西醫臨床所“治愈”患者的新冠後遺症也可以進行有效的調治。

在預防方面，中醫預防瘟病的學術思維是[正氣存内，邪不可干]，主要是強調人體健康的自我抗疫作用。我們知道在疫情流行過程中，許多人由於機體[正氣]充盈，並沒有被感染到瘟毒而生病；有些人即使被感染到、也都能夠很快地恢復到健康狀態。何故？就是因爲[正氣存内，邪不可干]。

所以中醫臨床預防瘟病流行主要在隔離接觸之外，還採用服食中藥和加强適當的運動等方式來增強機體抗擊疫毒的能力。疫毒爲患，從口鼻而入，首先就會侵襲機體的脾肺兩臟；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如若脾肺健壯，則可禦疫毒於體外。脾主四肢肌肉，通過適當的運動則可以强壯脾胃。

而肺氣源於脾氣，肺氣具備衛外功能，能夠有效地抵禦外邪侵襲；肺衛之氣不足的人比較容易感受外邪而生病，因而中醫臨床常常都用玉屏風散固護衛氣。在疫情期間，筆者在網上廣發加味玉屏風散給民衆預防瘟疫，此方在玉屏風散中加上滑石、蒼術兩味中藥，在培補衛氣的同時佐以清熱行氣祛濕，預防瘟病效果甚好。瘟病患者杜先生夫妻在家隔離期間，孩子一直都在服用該[加味玉屏風散]，既沒有出現任何瘟病病態體徵，在之後的核酸檢測中也呈陰性反應。孫先生一家三口服用該預防方已過一年時間，至今無緣瘟病。

預防瘟疫對於西醫來説離不開接種疫苗，注射疫苗的學術思維是直接將滅活病毒注射進入人體，藉以刺激機體產生相應的抗體來殺滅病毒；另一種則是採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的新冠疫苗。

客觀來説，這兩種疫苗應該都有一定的預防效用，但是疫苗學存在著特異性限制，即某種疫苗只適合預防特定的一種、或幾種病毒；而且隨著病毒不斷變異，疫苗對於變異病毒的效用應該也存在著局限性，所以臨床上許多注射過疫苗的人也都會中招，甚至還出現一些死亡案例；媒體對於這些接種疫苗後所出現問題的追蹤報道常常也都會加重人們的焦慮和情緒障礙。

總而言之，由於西醫臨床存在著上述三項難以克服的學術痼疾，人們才會對當前所流行的瘟疫產生極度的恐慌情緒；如若民衆對於中醫抗疫的有效性有所了解，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如此憂慮了。可惜的是世界各國政府對於中醫藥療法能夠有效抗疫的事實都採用視而不見、甚至排斥的態度，以致於在瘟疫面前一籌莫展，就連擁有世界最先進醫療體系的美國，死於瘟疫的人數已經高達幾十萬人。

據資料顯示，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百次各種瘟疫，基本上都是藉助中醫藥療法戰勝的。中醫學術具備有豐富的抗疫經驗，古人在《傷寒論》和溫病學説中就給我們留下了難以數計的有效方劑；所以説，人們如其陷於焦慮和情緒障礙中難以自拔，遠不如主動尋求中醫臨床的幫助。其實瘟病一點都不可怕的，可怕的只是人們不懂得中醫臨床抗疫的有效性而使得自己處於不必要的恐慌情緒之中。

Comments Off on 瘟疫何所懼？

吳侃陽

值此瘟疫肆虐全球之際，中醫臨床在防治瘟病過程中顯示出其顯著的學術優勢，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由於中醫臨床診治學術規律與西醫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使得習慣於科技學術思維觀的人感到難以理解；有些西化中醫甚至莫名其妙地將瘟病與新冠肺炎兩個疾病混同起來看待，從而更加加重人們的困惑。

西醫臨床由於缺乏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根本就無法治愈新冠肺炎，只能使用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簡單地應付於臨床。中醫臨床同樣也不存在能夠直接殺滅新冠病毒的藥物，而治愈新冠肺炎的依據必須是核酸檢測轉陽為陰；所以説，由於中醫臨床無法直接殺滅新冠病毒，因而不應該輕率地說中醫藥療法能夠治愈新冠肺炎。

筆者在臨床上接治過十幾例這類患者，運用中醫關於傷寒學説和溫病學說中治療瘟病的學術理論，較爲輕鬆地消除了患者的瘟病病態體徵；而且在治療瘟病的同時，患者的核酸檢測也隨著轉陽為陰。

筆者在抗疫的過程中對於中西醫臨床診治這類疾病的學術規律方面逐漸有了一些自己的體會和感悟，通過對於幾個瘟病案例所進行的分析中認識到，就像西醫的糖尿病不能等同於中醫的消渴症一樣，新冠肺炎也並不等同於瘟病，二者在診斷和治療等方面都有著各自的學術規律，基本上不存在共通性。

下面附上幾例瘟病臨床醫案，藉以詮釋筆者的上述感悟和體會：

案例一、楊某某 男 33歲 已婚。患者自述曾於03/28/2020上超市買菜，第二日就感到不適，懷疑自己染上新冠病毒，04/02/2020經核酸檢測，確診為陽性，當日即電話求診。
初診時患者自覺低燒，間斷性咳嗽，有少許白色黏痰，咳嗽日漸加重，胸悶腹脹，呼吸急促；神疲，稍惡寒，食慾不振，大便稀溏，進食牛奶後會腹瀉，全身酸痛，尿深黃，舌紅，苔黃厚膩。
此時乃瘟疫流行期，患者外出第二天即感不適，其發病過程清楚地顯示出疫毒癘氣已經從其口鼻侵入而染疫。依據上述症情，應該認定患者已經感受到了瘟毒，且已傷及脾肺。患者痰濕壅盛化熱；因而其臨床會出現呼吸急促、低燒、咳嗽、苔黃厚膩等症；上述病態體徵顯示其胸肺部開始出現痰熱壅塞問題，屬於輕度重症。
此乃瘟病流行期感染到疫毒癘氣後的濕溫並重病態證型。濕溫時疫，邪在氣分；治宜利濕化濁，清熱解毒；方選甘露消毒丹。由於患者症情轉化較快，已經出現痰熱壅塞胸肺等重症，其後極易導致“肺不張”之危象，故佐以小陷胸湯化痰寬胸。筆者深信二方並用，必獲顯效。
04-05-2020患者開始服藥，4天後其舌苔從原先的厚膩轉為薄黃，顯示其病情已逐漸穩定下來。吃藥7天後患者就沒有發燒；服藥14天後，患者自覺咳嗽頻率開始降低，而且其發燒、頭痛、拉肚子、一身酸痛等所有症狀全都消失。04-24-2020患者自行前去進行了核酸測試，結果依舊呈現陽性反應；患者於 05-13-2020又進行了一次核酸測試，結果呈現為陰性反應。

案例二、程某某，男性，32歲，已婚。患者於12/11/2020收到核酸檢測陽性通知，但除了口淡無味之外，基本上沒有其他病態體徵，僅見其舌色紅絳，舌頭中間有裂紋。此案例顯示出瘟毒已深入營分，筆者處以清瘟敗毒散以清熱解毒，涼血瀉火。由於患者素來胃腸虛弱，服藥過程中曾出現腹瀉問題，故佐以藿香正氣散止瀉。服藥兩周後患者自行前往復查核酸，結論為轉陽為陰。

案例三、患者游某某，男性，28歲，已婚。患者由於出現感冒，渾身無力，肌肉酸痛等症；於12/23/2020進行核酸檢測，並在第二天收到核酸檢測陽性反應通知，隨即尋求筆者的幫助。經電話問診得知，患者自覺鼻塞，鼻乾痛，咳嗽，少量黃痰，每日下午低燒，惡寒，手肘以下感覺麻痹無力，舌紅，邊痕，苔色白厚如積粉等等。
上述病態體徵提示患者已經外感到穢濁不正之氣，濕溫内壅，邪留氣分；筆者施以甘露消毒丹加減治療，藉以利濕化濁，清熱解毒。患者服藥兩日後諸症迅速消失，積粉舌苔也隨即消失，患者自行前去進行核酸復查，檢測結論為陰性反應。

案例四、黎某 男 47歲 已婚。患者於08/07/2020起開始感覺到身痛，每日下午4時低燒38°C以下，咳嗽，自覺有痰咳不出來，深呼吸時感覺胸痛，腹瀉日4-5行，黃色水樣便，鼻失嗅，舌紅，苔黃稍厚。
患者核酸檢測呈陰性反應。依據西醫臨床診斷規律，患者不能診斷為新冠肺炎，但患者的病態體徵已經提示其體内濕熱較重，應該屬於濕溫並重之瘟病，隨即處以甘露消毒丹利濕化濁，清熱解毒。
10天後患者復診時症情轉爲咽癢咳嗽，有痰咳不出來，深呼吸時感覺氣短，鼻依然失嗅，舌淡，苔微黃稍厚。很顯然，此乃患者熱減濕伏，復感風寒所致，筆者處以小青龍加石膏湯加減，諸症均告消失。

案例五、曲某某 女 39歲 已婚。患者於01/07/2021因發燒進行核酸檢測，其結果呈陽性反應。其應診時發燒已退，自覺鼻塞，咽痛，咳嗽，有痰難以咳出，失嗅，失味，呼吸尚通暢，神疲乏力，頭痛心悸，舌紅苔薄黃。
針對患者病情，筆者處以甘露消毒丹治療，01/16/2021患者反映諸症消失，01/23/2021核酸檢測報告為陰性反應。此案例為輕症，且治療及時，因而痊愈較快。

案例六、胡某某 女 53歲 已婚。01/18/2021因爲做婦科手術前需要做核酸檢測，發現已經罹患新冠肺炎，第二日即求助於中醫治療。患者求診時自覺鼻塞，流清涕，多噴嚏，咽部以下燒灼感，沒發燒，不咳嗽，舌紅，苔黃厚腐。
患者雖無瘟病常見體徵，在外感風寒表證中，還見到下咽部燒灼之熱象，苔黃厚腐等症狀，説明其機體内蘊濕熱瘟毒，外感風寒。筆者處以甘露消毒丹加發散風寒、解毒利咽等藥物治療，其瘟病體徵均很快消失，01/30/2021復查時核酸檢測為陰性反應。

案例七、許某某 男 55歲 為胡某某之夫。患者因參加教會活動後自覺胸悶氣短，偶發燒，乾咳，鼻流清涕，多噴嚏，舌紅，體胖，邊瘀，舌根部苔厚膩。01/18/2021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
針對患者病情，筆者處以甘露消毒丹治療 ；但考慮到患者面色晦暗，唇色紫暗，且胸部偶現刺痛感，舌邊瘀點等症，筆者認爲患者原有心胸脈絡不暢問題，且兼有風寒表證，因而在原方中加用活血通痹、發散風寒類中藥治療。服藥後患者除原有胸痹偶發不適稍減之外，餘症均已消退；患者於01/30/21復查，其核酸檢測報告顯示已經轉陰。
此外，許先生的兒子在其治療期間頻服筆者所制加味玉屏風散，未見不適體徵，同日核酸檢測也呈陰性反應。

案例八、沈某某 男 61歲 已婚。患者因與友人聚餐後出現不適，01/23/2021進行核酸檢測時發現呈陽性反應，第二日隨即來電求醫。患者的不適主要體現在神疲乏力，渾身疼痛，偶咳無痰，胸悶氣短，神昏慾睡，失嗅，舌色稍絳，舌根部苔黃厚膩等。
此案例由於已經出現黏痰壅肺問題，應該為新冠肺炎的中度病症，此外，濕邪阻塞全身經絡，導致渾身疼痛，筆者處以甘露消毒丹加羌獨二活，既清濕熱疫毒，又通全身經絡；患者服藥後立即感到輕鬆舒適，其病態體徵也隨之消失；02/05/2021收到核酸檢測報告說已經轉陰。

案例九、馮某某 女 58歲 沈先生之妻。患者與先生同時感染，也同日檢測核酸呈陽性反應。患者自覺咽癢，晨咳白痰，胸悶，呼吸不暢，不發燒，神昏慾睡，神疲乏力，嗅覺和味覺明顯減退，舌稍絳，苔黃厚等。患者症情顯示其體内濕熱均重，筆者仍然處以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療，其病態體徵也很快消失，02/04/2021與先生一起去檢測核酸，報告亦為陰性。
上述案例顯示，中醫臨床治療瘟病的療效是十分顯著的。在疫情中，許多患者一經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不適體徵，或者核酸檢測出現陽性反應，就立即前來求助中醫藥治療。由於治療及時，患者的病態體徵很快就都消失了，其核酸檢測結果也都隨之轉爲陰性。

在上述九例醫案中，從初診時間算起，到患者收到核酸檢測轉陰報告的平均時間僅為九天，其中最快的一例轉陰時間僅為三天（請參看案例三）。很顯然，由於患者前去進行檢測的時間一般都是在瘟病體徵基本消失之後，所以上述九天的核酸檢測轉陰的平均天數應該遠遠高於實際天數，而中醫臨床治愈瘟病的實際天數當然也就遠遠低於核酸檢測陽轉陰的天數。

我們知道，有統計資料顯示中醫治療瘟病的歷史已經有321次，中醫治療瘟病已經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有著很多施行辨證論治的現成方藥可供選擇，筆者僅僅只是運用傷寒論和溫病學説中的幾個簡單方劑，就能夠如此輕鬆地治愈瘟病，患者的核酸檢測也都隨之轉為陰性反應，這些都能證實中醫臨床防治瘟疫的有效性。

中醫臨床能夠通過中藥、針灸等療法化痰寬胸來逐漸減輕、並消除黏痰阻肺等問題。在中藥治療方面，有二陳湯、三仁湯、小陷胸湯、瓜蔞薤白半夏湯、三子養親湯、王氏連朴飲等等；在針灸治療方面，許多穴位（諸如内關、支溝、膻中、豐隆、中脘、肺俞、足三裏等）也都能有效地起到寬胸化痰的作用。

上述案例中包含新冠肺炎的輕、中、重症，並非人們所認爲的中醫臨床只能治療輕症。所謂重症，是指患者由於黏痰阻塞到肺部和呼吸氣道，出現呼吸障礙，呼吸道重度阻塞必然會因爲無法呼吸而窒息死亡。當病情發展到重症期時，由於黏痰較稠，並且逐漸充塞於肺部和呼吸道等深層解剖組織器官，吸痰機起不了作用；隨著黏痰逐漸增多，當呼吸道被全部堵塞時，呼吸機也無法幫助患者呼吸；最後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患者痛苦地窒息而亡。

案例一較爲典型，其病情發展較快，在感染後4-5天就顯現出痰濕阻肺、呼吸急迫之重症；只是由於治療及時，僅僅服藥四天病情就逐漸穩定下來；服藥14天後，其病態體徵基本消失，但其核酸檢測依然還是顯示出陽性反應。這個現象説明，由於此時患者已經不再具備瘟病的病態證型，可以認爲其瘟病已告治愈；但由於其核酸檢測依然還是呈現陽性反應，也就説明患者的新冠肺炎—這個西醫臨床所認知的疾病依然沒有痊愈。此案例顯示，即使面對同一位染疫患者，中西醫之間對於疾病的診斷、治病途徑、療效認定等方面都是不同的。

在案例四中，由於患者核酸檢測為陰性反應，因而不能診斷為罹患西醫學術概念中的新冠肺炎，但是其臨床病態體徵已經顯示出罹患濕溫並重的瘟病病態證型，必須進行中醫調治；而且經過中醫臨床治療之後，其所有的病態體徵均告消失，這就標誌著治療達到[藥證相符]的顯效狀態。所以說中醫臨床治療瘟病，患者的相關檢驗結論是否準確並不重要，中醫師只需要堅持中醫治療瘟病的學術理念就行了；核酸檢測的任何結論都只是顯示患者體内是否存在新冠病毒而已。
此案例同時説明，患者雖然已現瘟病常見病態體徵，但由於其核酸檢測呈現陰性反應，因此暫時還不能診斷為新冠肺炎。中醫學說認爲，患者在疫情期間罹患瘟病，肯定具備一定的傳染性；而核酸檢測也常常會出現不準確問題，因此可以認爲這類患者有可能成爲瘟疫傳播著。
我們知道，核酸檢測不準確問題時常發生，新聞媒體常常有4-5次才檢測出陽性反應的報導；也有鼻拭、咽拭陰性，但肛拭卻呈現出陽性反應的相關報導；中醫臨床依據自己的瘟病學説進行相關診治還是比較可靠的。

案例二雖然被西醫臨床認爲“無症狀”，但筆者從患者紅絳的舌像中觀察到瘟疫熱毒已經蓄積在其體内，舌頭中間的裂紋則顯示其陰津已被火熱灼傷，顯示著他的身體存在著伏熱問題。所以雖然西醫臨床將其歸類為“無症狀”新冠病毒感染者，中醫臨床完全可以依據其輕微的症狀（如失嗅等）、或者異常的舌像進行相關辨證論治，從而能夠迅速取效。
從此案例中，筆者深深體會到中醫關於“有諸内者行諸外”等理論的學術價值觀。在疫情期間，既然患者已經檢測到核酸陽性反應問題，就説明患者已經中招，瘟毒附身，怎麽會“無症狀”出現呢？而中醫臨床診治疾病所依據的只能是患者的病態體徵和舌脈徵象，捨此無他；只要我們依據[四診八綱]學術規律認真查找，當然就一定會有收穫。

上述顯示，依據客觀的中西醫學術規律，中醫的瘟病與西醫的新冠肺炎並不是同一個疾病，中醫瘟病的診斷結論為病態證型，其診斷依據是通過[四診八綱]所歸納出來的病態體徵和舌脈徵象；而新冠肺炎則是西醫的臨床診斷結論，其診斷依據是核酸檢測的陰陽屬性結論。
二者在臨床治療思維取向上也完全不同，西醫主要是抑制和殺滅病毒，因而當西醫臨床缺乏直接殺滅病毒的藥物時，他們也就只能借助對症治療與支持療法進行被動性的應付，期待著患者機體的自我修復。

基於上述原因，西醫將這類疾病冠以帶有欺騙性的學術名稱—[自限性疾病]。所謂[自限性疾病]是指機體被病原體感染之後出現相應的臨床症狀，而機體自身免疫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疾病的進展，即使未經治療，其臨床症狀都會自行消失，而且不會對於身體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事實上，將新冠肺炎納入自限性疾病範疇的本身就是學術思維邏輯不成熟的一個表現。由於他們只在乎患者核酸檢測的陰陽屬性問題，而核酸檢測不是“相應的臨床症狀”，而且有部分患者屬於“無症狀”狀態。此外，新冠肺炎給患者身體“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案例越來越多，有報道說超過西醫臨床所“治愈”的80%。對照上述[自限性疾病]的學術定義，僅從上述兩點理由就可以看出西醫臨床將新冠肺炎納入自限性疾病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學術欺騙性。
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先生概括說：“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熬]，醫生所做的醫療干預，正是幫助患者[熬]過去。” 這個[熬]字用得很有意思，雖然以[自限性疾病]來規範新冠肺炎並不貼切，但對於核酸檢測陽轉陰患者來説，則可以説明西醫臨床所謂的[治愈]其實都是[自愈]而已。事實上西醫臨床治療新冠肺炎的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是無法殺滅病毒的，所以完全可以說患者核酸檢測陽轉陰效應的出現與其治療並無多大的關聯，都是患者機體的自然康復所完成。

中醫的治病思維則主要是改變患者病態證型，並非遵循西醫殺滅病毒的學術規律；中醫臨床依據中醫整體調節的治病思維進行相應的辨證論治，所以無論是誰，即使是中西醫結合論者，只要使用中醫藥療法抗疫，一定都得遵循中醫的這條[道]，走西醫殺滅病毒的途徑肯定無效。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爲中醫臨床同樣也不存在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中藥，既然如此，走直接殺滅病毒的途徑當然就是一條抗疫死路。

療效的認定主要是針對診斷依據而言的，無論患者身上是否還存在不適問題，西醫臨床都只會依據核酸檢測是否陽轉陰來確認患者的新冠肺炎痊愈；而中醫臨床則必須在觀察到患者病態體徵全部消失之後，方才可以認定患者的瘟病已經治愈。所以說中西醫各自對於療效的認定是不同的。

西醫臨床診治新冠肺炎時面對的是新冠病毒，所以其對於病毒的變異問題特別敏感；就像對付流感病毒一樣，不同特性病毒的致病性不同，而且，病毒不斷變異的特性有可能會使得相關疫苗的臨床作用大打折扣。中醫臨床所面對的不是什麽病毒、或者是什麽變異了的病毒，而是罹患了瘟病的“人”，只要抓住患者罹患瘟病之後的病態證型進行整體調治就行了，所以無論病毒是多麽“新型”，中醫臨床都能夠依據自己的學術思維規律施行相關的有效診治。

此外，相對西醫臨床動輒萬元以上的收費來説，中醫臨床治療瘟病所花費的費用極為低廉。筆者上述所有案例都顯示出，中醫臨床治療瘟病不但療效顯著，而且所花費的醫療費用基本上都只在$100—$200元之間。

上述顯示，面對瘟疫，由於中西醫學術思維規律存在著不具共通性的差異，中醫的瘟病與西醫的新冠肺炎並不屬於同一個疾病。中醫臨床治療使得瘟病患者的病態體徵和舌脈徵象轉爲正常狀態，方才可以稱作為治愈；至於核酸檢測的陰陽結論，只能説明西醫的新冠肺炎是否治愈的問題。而西醫臨床治療新冠肺炎，只有在患者的核酸檢測轉爲陰性的時候方可認爲治愈；至於患者機體痊愈後依然還存在某些病態體徵之類的問題，也就成為經過西醫臨床治療後所遺留下來的[新冠後遺症]。

由此可見，西醫的臨床治療新冠肺炎只是等待著患者機體的自我康復，屬於被動性治療；而中醫臨床則是通過整體調節來幫助機體將疫毒驅逐出外，屬於主動性治療，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上述醫案也提示出中醫臨床治療瘟病的療效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治愈新冠肺炎的問題，筆者認爲既是，也不是。說不是，是因爲中醫臨床不是以直接殺滅新冠病毒作為治療主旨，也不具備直接殺滅新冠病毒的相關中藥，而只是嚴格地遵循辨證論治的臨床治則治療瘟病，所以中醫臨床並沒有像西醫那樣通過直接殺滅病毒的方式治療新冠肺炎。
説是，則是因為通過中醫臨床治療瘟病，客觀上使得患者的核酸檢測結論由陽轉陰；既為轉陰，當然也就達到了西醫臨床所認定的療效標準；只不過西醫所認定的這個療效，只是在辨證論治治療瘟病過程中的意外收穫而已，不是採用殺滅病毒的西醫治病途徑。

常常有許多西化中醫宣稱自己治療新冠肺炎是如何如何地有效，筆者聼後覺得多少有點尷尬，雖然中醫臨床治療瘟病的同時，能夠使得患者的核酸檢測轉陰，但中醫臨床並沒有遵行直接殺滅新冠病毒的西醫臨床治病規律；不存在直接殺滅新冠病毒的臨床治療，當然就不應該被稱爲治療新冠肺炎。

某生化專家認爲，中醫臨床治療瘟病不是殺死病毒，而是通過發散、利水、通便等作用將病毒排出體外；對於這種説法我們有些中醫師奉爲圭臬，以爲是對中醫臨床療效的肯定。事實上，這種推理似的説法缺乏實驗室依據，也只有在患者的汗液、尿液、大便中真正查到新冠病毒及其殘骸，而且其核酸檢測陽轉陰時這種推測才成立。而且即使真的得以驗證，其作用頂多也只是見證一下中醫臨床治愈新冠病毒致病的療效，對於中醫學術規律並無多大的幫助。

我們知道，西醫關於新冠肺炎的診斷、治療、以及療效認定都離不開新冠病毒，所以離開直接殺滅病毒的任何説法都不符合西醫學術思維規律；如果拿不出能夠直接殺滅病毒的實驗室實驗相關報告等學術依據，就如此輕率地宣稱自己治療新冠肺炎如何有效，顯然是不符合嚴謹的醫學學術精神的。所以說中醫臨床所治療的疾病只應該是自己學術概念中的瘟病，而不是西醫臨床的新冠肺炎。

客觀的臨床事實顯示，中醫在抗疫中所顯示出的臨床療效不是西醫所能望脊的，西醫臨床的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只能起到緩解患者某些症狀的作用。應該説在西醫臨床，患者能否生存主要得依靠自己的“命”，命大的能夠通過自愈而活過來，命薄的因爲無法自愈則只能撒手西去；前者所吹噓的抗疫神藥瑞德西韋、氯喹、地塞米松也都不過是一些障眼的噱頭，西醫臨床幾乎所有的“治愈”案例都只是屬於患者自愈而已。而且某些自愈患者雖然能活過來，但由於其機體對於某些西藥和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傷害難以自行修復，因而才會遺留下大量的新冠後遺症問題。

綜上所述，西醫臨床診斷新冠肺炎的依據是核酸檢測陽性反應，而中醫診斷瘟病的依據是患者的病態證型。西醫臨床的治病模式是直接殺滅病毒，由於目前尚不具備這類藥物，西醫臨床無法沿用殺滅病毒的固有治病思維，只能採用對症治療和支持療法等進行被動式抗疫，藉以等待著患者機體的自行痊愈。

中醫臨床的治病模式多採用辨證論治，直接幫助機體驅除外感疫毒，並調節修復機體所受到的各種傷害。中西醫關於療效認定的標準也是這樣，西醫臨床只有在核酸檢測轉為陰性時方能確診新冠肺炎痊愈，而中醫臨床的療效主要觀察患者的瘟病病態證型是否消失；完全消失者則為痊愈；而對於西醫臨床所認定的新冠肺炎疾病，也只有在其核酸檢測隨之轉陰後方才可以認定為已經痊愈。

總之，中西醫臨床診治瘟病和新冠肺炎的學術規律不同，導致出現不同的臨床效應；中醫臨床在整個抗疫中所取得的顯著療效，充分地顯示中醫學說在抗疫中的學術優勢，也清楚地見證了傳統中醫學術思維規律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如若中醫臨床依據西醫病毒學治病的學術理念，是不可能抗疫成功的；也只有嚴格地遵循中醫學說的傳統學術思維規律，才能夠收穫到如此顯著的臨床療效；上述瘟病與新冠肺炎之間的學術差異，可以很清晰地證實中西醫學術思維規律相互之間所存在的不可通約特性。

Comments Off on 略論瘟病和新冠肺炎的學術差異

美國洛杉磯 吳侃陽中醫師

清代大醫家王清任經過多年的屍體解剖考察，發現古代中醫典籍中諸多關於臟腑器官組織形態存在著錯誤記載，因而寫出《醫林改錯》一書，將其中的錯誤一一作出了糾正；書中還收集了一些有效方劑，較爲詳細地闡述了淤血致病理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中醫學界對此並不領情，反倒出現“醫林改錯，越改越錯”的評論，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應該說王清任所作的學術研究是非常認真的，他僅僅只是為了觀察人體隔膜，就整整“留心四十年，未能審驗明確”【1】。我們知道，古代中醫典籍中的確存在解剖學方面的錯誤論述，所以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王清任的“改錯”並沒有錯；對於這一點，中國的[中西醫結合]論者也是贊成的，他們應該也不會認爲《醫林改錯》越改越錯，只不過他們的學術理念主要是建立在[中醫西醫化]的基礎之上的。

對於“醫林改錯，越改越錯”的評論，人們有著很多不同的見解，許多人願意將王清任之錯歸咎為其對於某些臟腑器官的認知與現代解剖學相去甚遠的問題。筆者以爲這種認知未免有點過於苛刻，因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王清任能夠做出如此“改錯”已經屬於中國解剖學的先驅角色了，怎麽能夠將其“改錯”與現代解剖學相提並論呢？

況且，這種膚淺的説法充其量也只能說王清任在改錯的過程中存在著某些“不準確”的問題，應該與“越改越錯”的含義相差甚遠。所謂“越改越錯”的意思應該是指王清任改錯之後的後果，從中醫學説的角度來看較之原先所存在的問題更大。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張學文先生的説辭。他在整理出版的《醫林改錯》[導讀]中說：王清任“存在一些認知上的錯誤或者說局限性，如將衛總管誤認爲是氣管，從而未能發現其與心臟的密切關係，以至於錯誤地提出‘心無血說’的觀點及正確理解臟象與臟腑的關係等。”【2】

事實上在現代醫學界，能夠“正確理解臟象與臟腑的關係”的人的確不多見，許多人都會將二者混爲一談，因而常常出現許多醫學學術謬誤和臨床醫療事故。嚴格説來，“臟象”並不是解剖學學術概念中的那種實質臟腑器官，而僅僅只是中醫臟腑學説中關於人體生理、病理的一種學術認知理念而已。

我們以肝爲例。我們知道，中醫學術概念中的“肝”具有主疏洩，主藏血等生理功能，其志在怒，其液在淚，在體合筋，其竅為目，其華在爪。由此可以看出，中醫臟腑學説學術概念中的“肝”應該理解為一個“肝係”（也就是臟象），一個包含著疏泄、藏血功能、並與膽、怒、目、淚、筋、爪、以及與相關經絡、器官組織及其功能、情志存在著緊密地聯係（在西醫看來毫無關聯）的、具備獨特生理功能的臟腑體系。

而在西醫解剖學眼裏，在實質思維學術理念中，肝系列的這種“聯係”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肝”只是一個簡單的臟器，只是一個大的内分泌消化腺體罷了。由此可見，僅就“肝”這個臟腑的生理概念來説，中西醫都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學術内涵，的確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西醫學術定義中的“肝”屬於一個解剖實體，而中醫學術定義中的肝屬於一個系列化的臟象學術概念；而且中醫學術概念中“肝係”（也就是臟象）的上述功能是作為消化腺體的實質肝臟所完全不可能具備的。上述表明，中西醫關於“肝”的學術認知毫無共同之處，根本就無法通過“科學化”將其摻合在一起。

此肝非彼肝的現象説明，中醫之“肝”絕非西醫解剖學所指的實質肝臟器官，因而無法通過物理學來直接驗證它的存在；同時也無法通過解剖學來論證中醫之“肝”、以及其與膽、怒、淚、筋、爪等器官組織、情志等相互之間的關係，更無法通過生物學來驗證其具備疏泄、藏血等功能特性。很顯然，中醫之肝絕非王清任眼中需要“改錯”的肝臟實體，而且，“肝係”中幾乎所有的病理現象基本上也都可以通過相應的“理法方藥”調節治愈；那麽人們不禁要問，中醫學說對於“肝”的學術認知還需要“改錯”嗎？王清任辛苦“改錯”得來的肝臟解剖形態知識對於中醫學説來説又存在什麽學術意義呢？

此外，王清任對於中醫之肝的認知很幼稚。他說：“其論肝，左右有兩經，即血管……論肝分左右，其錯誤又如是。”【1】經絡並非實質血管，肝經分左右錯在何處？書中類似不當論述比比皆是，基本上都是以相對應的實質臟腑器官組織來比劃中醫的學術理念；學術概念如此混淆不清，也難怪他會因此而惱怒至極。

王清任其實並不是真的懂得解剖學與中醫學説的關係，所以他會極力地追求“改錯”，甚至不惜否定以《黃帝内經》為代表的傳統中醫學術思維；他說：“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説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是盲子夜行！”【1】其意明顯地以解剖學來苛求中醫。

然而有趣的是，儘管他在書中如此認知，但他在臨床上卻還是沒有“明臟腑”，依然還是在依據中醫的臟象學説擬方治病。譬如他所擬定的膈下逐瘀湯，方中所用的烏藥、玄胡、香附子、枳殼等行氣解鬱之藥當然應該都只是為了散膈下肝經鬱結之氣，絕對不會是為了降低肝指數、或者治療肝臟實體。

不僅如此，如若我們再進行深層次的學術分析就會發現，《醫林改錯》是一本前後章節學術内涵相互矛盾的結合體。書的前段章節是作者所痛心疾首的“改錯”，屬於西醫解剖學範疇；書的後段章節為作者臨床自擬的得意之方，其所依據的學術概念依然還是中醫的臟象學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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